《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8 進步思想的嚮往

我生於一九三一年，經歷了二十世紀三分之二的路程。出生不久，便發生「九一八」事件，正是國難深重之際。開始懂事，便爆發抗日戰爭、歐戰和太平洋戰爭。青少年時期，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興起、高漲，並達至全盛，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令我和同期成長的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國家走向民主、自由、獨立、法治，懷有強烈的渴求。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我家在志和街，當時國內已經爆發抗日戰爭，作為殖民地，戰爭的風雲尚未波及。我初入學，就讀嶺東小學。兒時喜歡唱歌和畫畫，最愛繪畫狗和馬，也得過獎；尤其喜歡用毛筆抄寫大字，春節時寫就不少揮春，貼滿全屋，拜年的親友看到，讚嘆不已，父親大樂。有一次，父親帶我拜年，親戚文洛叔叫他兒子司徒達，即場用國語朗誦文章，逗得父親很開心和讚賞，打聽之下，知道他在導群中小學唸書，便決定將我和弟妹轉到該校就讀。

導群中小學，是國民黨背景人士，用國民政府提供的資金，於二十年代後期在香港成立，校舍最初設在旺角廣華街。雖然我入讀時，創校只有十多年，但已是香港四大中文名校之一。導群的校徽是用雄雞做標記的，故當時流傳一句順口溜：「真光豬、嶺南牛、培正馬騮頭、導群雞仔竇」，很多學生都琅琅上口。導群的校長黃直生，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二期，加上學校有國民黨背景，我們這些小學生，要學唱中華民國國歌，又要讀三民主義、《國父遺囑》、還要接受軍訓。學校每天都舉行升旗儀式，因此，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思想，年紀輕輕已經知道要愛國、反殖民地的意識很強。我的愛國啟蒙教育，就從導群開始。我在那裏，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學校聘用不少知名學者任教，例如，教珠算很出名的余榮驥老師，還有教學生練功夫、鍛煉體魄的耿德海老師；至於教我書法那位老師，知我喜歡臨帖寫大字，建議我應樹立個人風格，可多臨顏真卿的《麻姑仙壇記》。導群的老師對我啓發甚深，可惜在一九四二年，香港淪陷，我們舉家逃難返回家鄉開平，被迫輟學。

一九四五年，戰後和平，我和家人返回香港。當時很多學校尚未復課，我在家中百無聊賴，閒時用毛筆抄寫，一方面練習書法，一方面保持學習。半年後，學校陸續開課，我跟阿強投考英華男校，我考第七班，阿強考第八班，結果他考上，我卻名落孫山。適逢一九四六年二月，油麻地官立學校下午班復課，我考上第七班，繼續學業。第七班的課程，我在開平讀初中時，已經學過，故數學和物理兩科的成績考得很好。至於英文科，我興趣不大，但有趣的是，後來在畢業後，第一份教職是在紅磡街坊公立學校當英文教師。

油麻地官立學校下午班負責教授中文的衛寶欽老師，教書很用心，解釋課本也很明白，深受學生愛戴，他向我們推介很多課外書籍，擴闊了我們的視野。我的好朋友游順釗，亦曾跟我多次談及衛寶欽老師。在舊制六年級時，游順釗從油麻地官立學校上午班調到下午班，也是衛老師教他中文課。因他又懶又頑皮，除了衛老師，其他的老師都認為他無藥可救。有一天，衛老師上默書（默讀）課，在課室裏一邊走一邊唸。當走到他身邊時，稍停下來，個子蠻高的衛老師貓著腰，在他耳邊低聲說了一句：「順釗，好心你讀吓書啦。」說完了就走開，繼續唸他的課文。少年的游順釗，吃軟不吃硬。這句話，對他一生的影響很大，因為，如果他沒有及時用功，肯定不及格而輟學。衛寶欽是一位難得的老師，很值得懷念。

由於是戰後復課，在油麻地官立學校下午班的同學，很多是超齡學生，他們在社會打滾過、經歷過戰亂，思想比和平時期成長的同齡青少年，更為成熟，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其中一位同學盧勵泉，他比我年長兩、三歲，個子矮矮，眼睛大大，膚色黑黑，頭髮短短；他功課很好，尤其是中文，曾考第一名；他閒時看很多課外書、課外知識比一般同學都豐富。他愛踢足球，身手平平，但又常常說笑吹噓自己是世界級人馬，於是得了「細運」的綽號。

盧是我在學校中的好朋友，與他交往，給我啟發甚深。他推薦我看魯迅的作品，影響了我一生的讀書方向。魯迅的愛國思想，在一生中，都深深影響著我。有一次，盧勵泉對我說：「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描寫景色很有特色，如『雲像賊一般快！』」聽他說得饒有趣味，我便用了半個月的零用錢買下來讀，這是我第一本自己花錢買的課外書。《八月的鄉村》是寫東北人民抗日戰爭的長篇小說，作者蕭軍是魯迅的好朋友，此書在一九三五年八月首次出版，魯迅為其作序，予以肯定。

一九四九年，我們一起升上皇仁書院，但在廣州解放後的一個深秋，他突然告訴我決定回國，報考正在深圳招生的幹部學校 -- 東江公學。由於家人反對，他半夜離家出走，我送他到文錦渡，緊緊握手後，便告別了。幾個月後，收到他第一封信，說已學習了《社會發展簡史》，並被派到石龍參加土改工作。他還說：他們的縣委書記，是曾在香島中學當過教師的作家陳殘雲；他希望自己將來也能成為一個這樣的作家。記得有一次，我寫信問他，為何不與家人聯絡。他說香港不是他真正的家，他家鄉原在海南島，因為戰亂，被香港一個家庭收養，才改跟他們姓。以後，我們長時間沒有通訊，最後一次收到他來信，應該是一九五七年，那時反右運動已開始，他叫我到港島觀龍樓他姐姐家，搜集一些以前他在香港曾參加過的團體的某些消息和資料，不知是否受到審查，要找材料自辯。當時，他在香港參加可以算是進步的團體，例如研究漢字拉丁化的新文字學會。他曾帶我到那兒聽過一次演講，是國際問題專家劉尊棋的演講，題目是柏林危機。可惜，我收到他這封信時，新文字學會已不復存在，真有負所託。

另一位影響我的人，是明哥的好朋友兼同學曹紹慈。明哥在羅富國師範學院讀書時，就住在他興漢道的家。曹在抗戰後期，響應國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毅然回國從軍，加入當時剛剛組建的國民黨傘兵部隊，由美軍顧問訓練，跟日軍作戰，直至和平後才回港。曹跟我們家人的感情很好，經常到我家作客，話題總圍繞著抗日戰事、民族感情，令我深受感動，十分佩服他的愛國情操。他又常和我們一起玩樂，在我家天台放風箏。他常常站在天台圍欄上，看來驚險萬分，但他當過傘兵，一點也不怕。一九四九年解放後，曹回國參加建設，由於當過國民黨的兵，被指成份不好，被批鬥得很厲害。他千辛萬苦才獲批准回港，之後舉家移民美國。他逝世前，仍有跟明哥聯絡。

在明哥的引領下，我和弟妹參加有左派傾向的組織活動，例如女青年會。女青年會是中共地下組織密切拉攏的團體，是公開的左派基地。兩位前女總幹事，都是積極愛國分子，其中一人是英文系畢業生，五十年代朝鮮戰爭爆發時，她被調返國內，在美軍俘虜營任翻譯；另一人於八十年代，被調派回四川成都工作。

戰後，我回港之時，國內局勢正急劇變化，內戰風雲密佈，國共之爭受各方關注。經歷了多年艱苦歲月的中國人民，無不期盼有和平的生活。中共提出廢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這些主張，相對於國民黨政權的獨裁統治、特務政治，更得民心。一時，民主政治成為民意主流。雖然，我已在香港享有和平的生活，但戰時在國內生活過一段時間，難忘的戰亂歲月，令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時刻牽動著我的心。

一九四五年，國共兩黨舉行重慶和談，簽署了「雙十協定」，確定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共同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同時又表明，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作，是達成和平建國的必由之路。「雙十協定」簽署後不久，政治協商會議於一九四六年初在重慶召開，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憲法起草、改組政府等五項協定。重慶和談和「舊政協」（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中共的新政協而言）的消息，一度令我這個關心國事的中學生，興奮莫名。然而好景不常，國共兩黨都知道終有一戰。一九四六年，內戰全面爆發。

這幾年間，我十分關心國內局勢發展，了解不同的政治主張。內戰期間，國民黨管治區內爆發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金圓券」風潮，都教我認識到，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失盡民心。跟當時追求進步的年輕人一樣，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吸引了我，認定這就是中國的未來。其間，中共在香港的活動也十分活躍，由一九四八年開始，內戰仍在持續中，中共就號召各民主黨派、各團體及社會賢達，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當時很多著名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香港聯名通電響應中共的主張。後來才知道，中共當時動員龐大力量，在香港組織這些人士北上，到北京參加新的政協會議，當中不少人，後來更成為新政府的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