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5 我的雙親

在眾兄弟姊妹中，我並不突岀，故母視給我的關注亦不太多，要我回想箇中深刻的事情，實在不易，但我仍記得一樁。一九四一年，母親帶着我們七兄弟姊妹回故鄉赤坎避難後，未幾便病倒，那段日子，她總愛喚我替她搥背。有次，她讚我乖巧，還説病癒後給我錢買零食，這句話深深刻印在我的腦海中，於今未忘。母親翌年便過世，後來父親討了繼母回家，家庭關係驟然變得緊張起來，發生很大變化，憶念亡母之情益深。

父親對我的影響明顯較大，性格亦有幾分像他。父親只唸過兩年私塾，及後憑努力自學，寫得手好文章，我看過他為家姐日記寫的序言，文字流暢，感情真摯。他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即使環境如何困難，也盡力供我們讀書，故戰亂期間，我們兄弟姊妹未嘗停學。父親對明哥和阿強寄予厚望，盼能好好栽培兩人成材，雖然我的成績不及他倆，但父親仍讓我繼續學業。

抗戰勝利回港後，當時很多學校仍未復校，明哥只好暫時停學。那年頭，美國華僑可申請自己的兒子赴美，坊間即生起以「假父子」買關係、讓孩兒赴美發展以「斷窮根」的想法；在明哥休學那年，父親亦想仿傚。他給明哥找了一位陳姓金山伯、按當時市價、小孩每歲得付一百元正。以明哥當時的年紀、要付的金額當然不是小數目，明哥跟金山伯拍了一張「假父子」相，申請赴美手續辦妥，準備起行之際卻突然峰迴路轉，明哥決定留港升學，那張照片至今仍然保留著。最後，明哥獲拔萃男書院錄取，畢業後則選擇入讀師範。

父親在家族裡、威望很高，對弟兄姊妹非常關顧。祖父年輕時撇下無依無靠的妻兒、去了墨西昌後杳無音訊，直至二十多年後的一九三八年，因排華才忽然歸來。父親一直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協助弟妹成長、就業，大家對他都十分敬佩。

父親少年踏足社會，認識朋友也很多、有新聞記者、作家、編劇家等等，甚至跟一些江湖人物亦有交情。抗日勝利後，父親和明哥返港、做過生意。有親戚送了一艘船給父親做貨運，據聞他在彌敦道間一間酒店內開了一間小店，接待黑白二道人士，走私貨物回內地。當時，戰後內地物資短缺，百物騰貴，父親疏通聯絡了俗稱「避風塘」和管倉的江湖人物，走私火水及電油等物資。聽明哥説，他們對這宗生意甚為着緊，特意走到彌敦道的天台，看那艘船駛去澳門的航道、第一次十分順利。但有一次、船隻中途拋錨，更着火焚燒，結果血本無歸。

到一九五零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呼籲全球抵制中國，許多國家跟隨對中國實施禁運，內地唯有依靠香港作糧倉。父親又乘着時勢，打算將新界的豬隻運到內地圖利。父親沒有本錢，只有人脈關係，結果找到商人打本，但買賣後，父親只分得很少佣金，反覆思量不值得冒險走鋼綫，決定不再走偏門。

九歲那年，我讀小四，那時父親已在牛奶公司打工，早出晩歸，很少帶我們三兄弟出街玩。後來，他失業了，因而有空，帶我們三兄弟去宋王台旅行，還拍照留念。當天父親逐一向我們問詢志願，明哥搶着説、要做科學家，父親莞爾一笑，連聲説好。何強亦不示弱，説要做將軍，父親對他説，打仗時槍林彈雨挺危險的，但阿強表示不怕，爸爸點點頭稱讚他有志向。最後輪到我，只沉默無言，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有能力當科學家或將軍，在兄弟姊妹和同學當中，我自知能力平平，不想誇下海口。父親見我久久説不岀話來，輕輕地搖搖頭，嘆了一口氣，似是對我的無言感到失望，此情此景，我至今依然歷歷在目。雖然我為當年令父親失望而深感內疚，但仍覺得不説謊話是對的。那天，攝影小販為我們四父子拍了一張照片，明哥一直保留着，我後來也複製了一張。現在，我還能從那相片看見當時父親對我失望的表情。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談不上有甚麼突岀成就，即使今時今日，都不過盡一己能力做可做的事，我不知道父親在天之靈有甚麼感覺。但我最近收到一封用毛筆書寫的信，我不認識寫信人，信函大意是，他是我的同鄉，在維多利亞公園跟我有一面之緣並傾談過，他認為在開平的僑鄉中，同鄉對我的認識，比司徒美堂還要多。年長一輩都知道，司徒美堂是美國的僑領，後來回國，在北京當過高官。我覺得認不認識抑或是否出名、並不重要，最重要是向自己負責，只要問心無愧、根本毋須計較別人的評價。

我們兄弟姊妹、雖然未必都投緣，但深厚的感情卻是抹不掉的；我對他們就像父親對他的兄弟姊妹一樣，責任感深重。

一九五二年，父親在寶血醫院去世。臨終前，神父為他領洗，問他有甚麼遺言。他只留下一句話：「捱了一世，一個錢沒剰下，還有甚麼好説？」的確，他當時沒留下餘錢，遺下的只有繼母及我們十兄弟姊妹，年紀最小的只有一歲。我們就在醫院的殮房草草舉行送殯儀式，殮葬費用全賴二叔慨助。每每想起父親的遺言，我都感觸落淚。這幾句話，等同是對當時不平等社會的一個控訴。他試過做生意失敗，又安份地打了一世工，可是無論你怎麼勤力，或者具有聰明才智、到頭來仍無法改善生活，家人也不會受惠。這特別使我感受到社會的不平等，激勵我將來參與社會事務。過去，我跟繼母的關係一向不佳，曾吵過幾次、好幾年互不理睬、直至父親逝世那一刻，我認為家人要團結起來，於是決意修補這段關係，喊了她一聲「阿嬸」，從此冰釋前嫌。

父親過身時、家姐已遠嫁美國，明哥找到了工作，未幾也成了家，阿強則在新華社工作並入住宿舍，而我幾近畢業，數個月後亦覓得教席。那時，我跟繼母、二妹嬋女、三妹娟女、五弟衛幹、六弟衛鏞、七弟衛欣和么妹秀芬同住，一家八口就由我負責供養，兄弟姊妹讀書的書簿學費，亦由我一力承擔，故此，我在家中就像父親嗎樣，很有威嚴。我盡一己責任，亦以父親為榜樣，當時年紀最小的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都由我遂一拖着帶他們上學，當監護人的。其中衛鏞和衛欣，都是就讀我任教的紅磡街坊公立學校，每天清晨，我都牽著兩個弟弟的手、一同返回學校的。

我初執教鞭，月薪三百八十元，毎月交三百元給繼母做家用，再為弟妹交學費，自己實際用的只有二、三十元。即使生活多艱苦，我對弟妹一視同仁，亦堅持讓三個妹妹完成學業，讓她們能憑着知識在社會上立足。我從不干涉弟妹的工作，給他們很大的發展空間。在政治上，更加不會勉強他們，我認為大家都要有獨立思想、各自發揮能力。

我自少克勤克儉，生活淡泊，不求富貴。保姆蘭姐去世後，嬋女照顧我起居飲食，她四十多歲才學做飯，每餐都蒸鹹蛋，購外賣，不是叉燒，就是燒排骨，大家吃得不是味兒，我卻甘之如飴。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對吃的要求不高，而且吃得很快，這是兒時養成的習慣。當時一家十多口，還有表兄弟，每逢開飯就像開戰，吃慢一點便無菜下箸，大家都競相速戰速決。那時候的日子雖然艱苦，卻是十分快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