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5周年香港现场：化整为零的悼念，官民大型行为艺术，延续香港脉络

6月4日晚七点半，May手捧一盆枯死的花，站在维多利亚公园门口，低头不语。三岁的女儿一会儿扯扯她的裙角，一会儿抱着她的腿，抬头仰望肃穆沉默的妈妈。母女二人身着白色连衣裙，在清凉的晚风中，在徘徊的警察旁，在空荡昏暗的维园门口，静静地伫立良久，然后离去。

“香港好像这棵死了的花，之后我就会把它丢进垃圾桶，这也是我对香港的告别”，May说。这是她和家人移民英国前最后一次六四纪念，她说，“小朋友长大后问我们，为什么要离开香港？我会说，以前在香港可以做的事，《国安法》后没办法做了，这就是我们离开香港的原因。”

May回忆，小时候，每年六四，父母都牵着她参加维园里的悼念集会，成为她政治启蒙和“是非黑白”的公民教育。女儿在《国安法》后出生，维园已无法举办公共集会，她就带着女儿绕着园子一圈圈地走。“我不想小朋友把错的当作对的，把对的当作错的，所以还是想带她来这里”，她说。

采访中，女儿略显无聊地拉着她的手嬉闹。May把女儿抱到怀里，细声温柔地问：“今天是什么呀？”女儿奶声奶气地回答：“今天是六四。”

May：“六四有什么？”

女儿：”六四有坦克车。”

May：“坦克车会怎样呢？”

女儿：“会砰砰砰。”

May：“然后呢？”

女儿：“好多哥哥姐姐就死了。”

黑色幽默：“我知道你知道我在做什么”

今年是维园第四年无法点亮烛光。自2021年起，官方或封锁维园，或安排同乡会举办“家乡市集嘉年华”占据场地，以禁止民众于园内组织悼念集会。今年亦是《基本法》第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颁布后首次六四纪念，加配《国安法》，以及铜锣湾地带布控的数千警力，任何个人公开明显的悼念，都可能引来拘捕甚至检控。

除了威权镇压与人民抗争，2024年的六四纪念多了一份诡异的黑色幽默。官方开始避讳“六四”二字，而以“敏感日子”代称。维园不见烛海连绵，但周围身穿黑衣、抱着隐晦政治书籍、坐在长椅上一言不发、手机公放六四歌曲的人们，时而和警察眼神交汇，但双方往往又默契地把视线移开，形成微妙的平衡。

全副武装的警察和扛着摄像机的记者，成了现场最引人注目的存在：双方煞有介事地在铜锣湾核心区一字排开，却又相顾无言，大眼瞪小眼。当有悼念者举起标语、点起烛光，大家便一拥而上，警察抓人、记者拍照采访，然后又回到彼此消磨的站位。警察继续绷着脸巡视人群，记者难得见到如此多同行老友，开心叙旧的笑声交织在紧张的气氛中，产生莫名的违和感。

六四似乎成为警察、记者、悼念者三方合力完成的大型行为艺术。香港政府营造的恐怖气氛（和歌舞升平）尚未如中国大陆那般彻底，民众抓住公共领域最后一点空间隐晦抗争，媒体人紧握最后一丝新闻自由在地报道。三者间的矛盾和默契，通过大阵仗的沉默表现出来，提醒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香港和六四仍然深深联结着。

隐秘的悼念：从烛海到微光，“我们那一代人，怎么敢忘记？”

一袭黑衣的罗先生，用手机播放香港支援八九学运的《自由花》，穿梭在维园门口的警察列队中。“你取消了维园里的仪式，但取消不了我心里的纪念”，他说。过去的30多年，他每年都会来维园参加六四烛光晚会，每次都会和大家一起唱《自由花》。集会被取缔，他就缓步绕着维园，用手机公放这首歌，希望更多人听到、记得。

“六四把香港人界定为有良知和没有良知的人”，他说，“没有良知的人会说，不要再提起六四，不要搞事；有良知的人，会用任何方法记住这一天，可以出来维园散步、或者一听到《自由花》就流眼泪。”

60多岁的罗先生，1989年在电视上看到天安门镇压的经过。“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回去看那些新闻片段了”，他说，“那些片段我都清楚记得，我们那一代人，怎么敢忘记？今天仍然来到这里，理所当然。”

罗先生解释，六四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七八十年代，他和很多香港人“都很大声地说，这是我的祖国”，但在六四后把国家认同当作“耻辱”。然而，对政权的恨意并不阻碍他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关心，反倒是《国安法》禁止悼念六四，“把香港人和中国很重要的联结切断了”。

采访途中，戴蓝牙对讲机的便衣上前喝止，要求他停止播放《自由花》，并向附近的警察小队挥手示意。罗先生和便衣对质，“你给我一个说法，为什么不能听这首歌？”转头和记者开玩笑，“你说‘敏感’都可以呀”。便衣警察冲对讲机嘀咕了几句，选择离开，但不断回头命令他“不要再播放这首歌”。

“我们已经很卑微了，没有做什么”，罗先生叹气，“彭定康预言，整死香港的不是京人，是香港人自己。你现在见到了吧？”

为保护自身安全，有的悼念者采用反讽的方式表达情绪。自称“香港大妈“的五位平均60岁的阿姨，身穿黑色衣衫，在维园边信步前行，不时放声大笑，和四周紧张而沉郁的氛围形成强烈反差。一位阿姨斜挎写着“不忘初心”的黑色帆布包，笑称“这是星云大师写的，不要想太多”。

被问及为何来维园，她们说，“我们吃完饭来散步啊，遛一下狗呀”，然后补充道，“现在香港真的好安全呀，满街都是警察”。

一名阿姨说，她们笑得那么开心，不像其他悼念者那般沉重，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我们老人家，走又走不动，要用自己舒服的方式来做事，不要冲动，不然爆血管就不好了”，她说，“但你知道吗，我们都是笑中有泪。”

反讽并非绝对安全。23岁的Samuel身穿印有切格瓦拉（港译哲古拉，古巴共产主义革命领导人）头像的T恤，手持《习近平治国理政》和写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公义”的A4纸，在维园家乡市集被保安包围，并用雨伞遮挡，推搡出维园，多名警察在旁边“护送”。有记者高声问他被带走的原因，他高喊：“他们说我有本习近平治国理念的书，说我违规！”他努力挣扎，和保安推撞，一度跌坐在地上，保安便将他四手四脚抬到警察搜查帐篷里，约10分钟后被押上警车离开。

他是警方6月4日拘捕四人中的其中一个。除了他，68岁的社运人士王凤瑶（人称“王婆婆”），高喊“平凡六四，人民不会忘记；誓死不弃，追究屠城”等口号后，被警察包围，押上警车，以23条下的“煽动意图相关罪行”拘捕。

Samuel曾在去年六四现场接受媒体采访。那时，他和同学举着北岛的诗集，展开《回答》那页，向内地游客讲解六四事件和港人纪念。“大陆人不知道六四，其实根源上不怪他们，是他们没有自由接收信息的渠道，那我们可以搭建一个桥梁”，他说，“香港不是孤立的，团结、连接大陆人，是不可缺少的事情。”

去年的香港，公民社会已然坍缩，但他当时认为仍有“做政治”的空间。他解释，除了政治运动，很多日常，包括与家人相处、与老师讨论、逛街消费、穿什么衣服，都蕴含着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实现。他说：“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都有责任去做。所以今天，我们想出来做一点点事，被人们看到、接收媒体采访，从生命到生命去影响他人，从量变达成质变。”

身体力行去影响身边人的，还有60多岁的卢先生。夜晚九点，他在维园旁高举手机，显示白色蜡烛的照片，旋即被大批警察包围，质问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大声回应：“悼念六四。”随后，他被带到蓝色帐篷搜身、抄身份证，被警告其行为涉嫌“煽动他人情绪”。10多分钟后，他被四五名警察“护送”离开维园。

走向铜锣湾地铁站的路上，他说自己每一年都来维园悼念六四，“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曾是老师的他，在《国安法》下坚持向学生讲授六四。比起被捕，更令他无奈的是一些学生的反对。“宣传机器很强大，我一个人拗不过”，他说，“It’s a losing battle.”

”现在香港都变了，都是爱国爱港……”他话锋一转，“我很爱国的，我只是不爱那个东西（中共政权）。我非常爱国，但不代表我不可以批评这个国家。”

六四的香港脉络：曾经的“行礼如仪”，如今变得奢侈

维园烛光承载了香港人过去30多年的集体回忆。成立于1989年声援北京学生的百万大游行中的支联会（全称“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镇压发生后的每年6月4日，于维园内组织六四悼念集会，数万支烛光汇成海洋，30年来风雨无改。

天安门成了香港老一辈“民主回归世代”守护的“建设自由中国”的信仰，但在近十多年本土思潮崛起中，被年轻一代运动者批评脱离香港实际、目标空泛、“行礼如仪”。然而，国安法带来的政治高压，挤压整个泛民光谱上新老抗争者共同的生存空间，致使六四悼念成为大家共同守护的底线，也成为了后社运时代运动者们不拘派系、世代和身份认同，共同撑起的抗争。正如支联会在解散前最后一次发布的悼念主题：“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

29岁的Esther经历了对六四集会“启蒙—批判—和解”的过程。

“六四绝对是我的政治启蒙”，她回忆，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中国史老师讲解了整场八九民运，并播了一段纪录片，促使她和朋友们相约去参加维园悼念集会。然而，她却遭到父母强烈反对，警告她“得罪中共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甚至威胁断绝关系。无法到维园的她，只能在家中看电视直播。晚会上，朗读死难者名单、默哀、播放学运领袖的呼吁、唱歌、喊口号等仪式，令第一次间接参与悼念集会的她落泪。

“自此之后，我再也无法对社会发生的事不闻不问”，她说。

2014年雨伞运动后，香港本土派兴起，她的许多同龄人认为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与自己和香港民主进程无关，便不再参加维园烛光晚会。但她为了给悼念活动贡献一份力，以及出于朴素的“大中华关怀”，仍然前往维园，只是“有些口号喊不出口”。

“仍然选择了到维园，大概始终认为六四与香港的民主运动、内地的维权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她在2015年6月4日写道，“民主遍地开花固然是好，但如何在存异中求同以减少纷争，将是我们这一代在未来的重大挑战。”

反修例运动后，不割席的态度，促使她和同龄人重新审视悼念六四对香港民主自由的重要性。她曾批评支联会，认为其抗争意志低，未把悼念六四和香港本土抗争以及年轻一代身份认同融合。但近几年，“支联会的存在本身已是一种意义”，她说，“各个团体有自己的身位，维持悼念晚会是他们最大的任务，而他们也曾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了。”

“那些年的‘行礼如仪’，在今日看来，已经相当奢侈”，她说。

《国安法》落法后，出于“六四当天不应该安坐家中”的想法，她仍坚持去铜锣湾和维园一带悼念，即使没有特别的行动，仅拍些照片发在社交媒体。今年，她以外国媒体工作人员的身份奔跑于维园周围，与同事合力报道现场状况。

她说：“我还有机会，向外国传递香港还在进行和已经消失的悼念活动，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悼念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