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 影视造梦：横店“路人甲”们的生活群像

2022 年 1 月 1 日

“横店的一切都是假的”。

结绳志“田野编”期待分享来自四面八方的故事，共同思考我们的经历和感受。
本期的作者徐开阳来自文化研究专业，她曾在横店影视城进行短期调查，体验过具体的“横漂”群众演员生活。在这里，开阳将结合对电影《我是路人甲》的文本分析和她自己的群演经历，为我们展现关于“横漂梦”的现实与想象。

作者 / 徐开阳
编辑 / 叶葳

“横店的一切都是假的”
电影《我是路人甲》

2012年，因计划重拍《三少爷的剑》，香港导演尔冬升来到横店。在那里，他开始关注到群众演员这个群体，并决定拍一部讲述群演生活的电影。在进行了4个多月的采访，了解了200多名群演的故事之后 [1]，《我是路人甲》于2014年3月开拍，并于次年和观众见面。该片启用群众演员担任几乎所有主、配角，讲述群众演员在横店打拼的故事，并为几位主演提供了机遇。此后，“欢迎尔导回家”的标语挂在横店大街小巷，许多青年人应声来到横店，追逐荧屏之梦。

在《我是路人甲》中，男主角万国鹏是位想走出偏僻村庄、成就事业的青年，他的演员梦与影视剧的普及密不可分。在描绘万国鹏的理想时，摄像机通过正反打镜头将他充满渴求的眼神与电视中正在播放的一段“抗日神剧”的画面结合起来。正是出于对“上电视”与“被看见”的渴望，他决心前往横店。在横店他遇到了影片女主角王婷，二人在横漂过程中的相知相爱。影片还刻画了其他群演的形象：沈凯在重压之下频频忘词，被剧组替换掉，最后精神失常，妻子对他不离不弃。魏星因不屑出演普通角色，导致入不敷出，并与女友林晨矛盾重重，最终独自离开横店。影片中的“横漂梦”是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与追求爱情的结合体，有人两全其美，有人只能割舍其一，有人则二者兼失。这体现出影像造梦的不确定性：它最终造成的可能是某种乌托邦性质的圆满，也可能是空无一物的虚妄。

影片主演万国鹏遇见尔冬升时，兜中只剩二十元钱，只吃得起六块钱一碗的面条，还要再续三碗免费的汤才能吃饱。[2] 这恰恰是漂在横店的群演们最稀松平常的窘境。笔者在横店“卧底”时，时刻都能在拍摄区附近的休息区内看见横七竖八散落一地的板凳、坐垫等。穿着古装或洋装的群演们疲惫不堪，或蹲或坐，捧着手机等待争抢晚上6点过后发在各个微信群里的通告名额，从而挣得第二天剧组的盒饭和几十元工钱。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网速和手速无疑是极其重要的竞争利器。在横店这个中国最大规模的影视基地，常住群演已达8000人左右 [3]，总注册人数则已经上万。拥有“横漂”之名的群众演员既渴望“被看见”，又恰恰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他们的“横漂梦”是一个影视梦，这是因为影视产业在生产图像的同时，也在造梦。摄像机所拍摄的图像作为被拍摄物的图像复制，能够有效地制造一种“所见即为本源”的幻象，一种“既是幻觉又是事实”[4] 的超现实，正如梦境总是真假难辨。这种超现实的制造最终都是符号的制造，这些符号并非确实的存在，但它们真切地记录了暗流涌动的时代之欲，这个时代之欲正是与资本、社会地位、社会“可见度”挂钩的，对于个人价值实现的渴求。正如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所论，“电影是一个社会的纪录片”，因为它真实记录了集体无意识的欲望、梦、幻象和黑暗面。[5]

笔者希望通过分享在横店影视城中当群演的调研经历，引发读者对群众演员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并思考影视制作与“横漂”群体之间基于图像的“造梦”式互动。“横漂梦”或“演员梦”主要表达的是对完成阶层跨越、实现自我价值和理想的想象，尤其受性别秩序影响。影视造梦与群众演员在现实中的工作、生活之间充满张力，提示着当代中国影视产业链中边缘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困境。

“横漂梦”的制造

在片场等待主演到达和反复NG的大段无聊时间中，我看到周围的群演目不转睛地捧着手机。几分钟后，有人兴奋地说：“我报上明天的戏了！”另一个说：“又要5点集合，今儿这夜戏恐怕3点才能收工呢，根本不用睡了。”我问他们每周要接多少通告，他们说能接的都接，有时候夜戏拍到凌晨，就紧接着去白天的戏了，一周睡不上完整觉的情况也很常见。果然这天的夜戏两点才收工。一百多人排队归还衣服、鞋子后去领剧组分发的夜宵。今天的饭只有一碗蛋花汤和馒头咸菜。身边的姑娘抱怨吃得太差，发饭的工作人员大喊一声：“只有馒头咸菜，爱吃不吃！”在风卷残云般分食掉这简单的夜宵后，几辆大巴车把我们拉回到集合地点，大家再三五成群拼车回到各自的住处。这时的横店，还有很多小超市和宵夜摊亮着点点灯光。这是横店普通群演日常的一天。

普通群演，顾名思义，是横店最普通，处于影视行业底端的群演。他们通常刚来横店不久，尚未与剧组熟识；或者外貌条件普通，无法被选中站在主演附近，只能充当背景板。在普通群演之上还有前景演员和特约演员。前者通过面试选拔，可以站在主演附近和镜头能够聚焦的范围内，从而有更多机会“露脸”。后者则更加经验丰富，可以与剧组有长期合作关系，很多时候能有几句台词。普通群演、前景演员、特约演员每日的工资分别是：70-80元，200-400元，500至千元以上不等。该工资情况为2018年暑期笔者在横店期间的工资标准，其前后或有变动。另外，就特约演员而言，剧组会根据演员有无台词和跟组经验分发不同数额的工资，故而特约演员群体内部工资差异较大。虽然前景演员和特约演员每日工资较高，但无法每天接到需要前景演员和特约演员的剧组通告，所以总体而言，他们的生活仍然欠缺保障。

普通群众演员是笔者接触最多的群体，常常同时接白天通告与夜戏，每天只睡2-3小时，甚至一周几乎不休息，从而维持收支平衡。片场的工作区间是开放的系统，就餐、换衣和休息都没有隐私可言。再以最基本的就餐为例，正式演员和工作人员可以依照喜好选择餐食，而群众演员则往往被组织在一起，排队领取指定食品公司提供的盒饭, 然后找个能坐的地方迅速吃完。盒饭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是标准的两荤一素，有的可能仅有米饭和咸菜。群众演员并不掌握选择餐食的权利，但出于节省生活成本的考虑，他们仍选择在剧组就餐。笔者接触到的群演提到，在没通告时，他们自己外出买饭或者做饭，大部分情况下每餐不消费超过10元，通常是5到7元。其中一位女性表示，“一小盒葱油面对我来说都是奢侈的。”对于男性群众演员来说，一份盒饭有时不能够饱腹。曾有一位群众演员试图多领取一份米饭，但被工作人员制止，并因此险些引起斗殴。

若是想成为前景演员，需要通过额外的面试，但通过的标准并不清晰。有位刚刚高中毕业的小姑娘一边挠着被蚊子咬得浮肿的腿一边对我说：“我去面试了，他们竟然说我长得丑！”而我却觉得她非常符合传统意义上美女的样子。她用平常中带点吐槽色彩的口吻告诉我，她演过各种角色，包括演倒在泥坑里的尸体，同时还有水从头上浇下来，这种戏可以加钱。还有一次她演遇到“圣驾经过”的路人，就穿着潮湿发臭的戏服在石板路跪了一下午。她说以后想去考表演学院。

面对缺乏保障的生活和较为艰苦的工作环境，群众演员在严峻现实与演员梦的巨大反差中坚持下去的原因是多层次的：有许多人确实热爱表演；许多人对就业感到迷茫，即便不做群众演员，也不知应该从事何种职业。这些原因背后是当代中国影视产业的飞速发展与影视剧的充分普及所编织出的影响广大国民的影视想象——通过成为影像，获得资源，实现阶层跨越。因此，在横店最常见的是群众演员们一边做着“明星梦”、“演员梦”，一边频频提及“这里太现实了”。横店影视城中的群众演员是典型的流动人口，许多人来到横店后又离开。他们大多来自中小城镇或农村地区，其中很多人是农民工身份。群众演员这一非正式职业对技能要求不高，工资低廉，工作时间长，没有医疗、住房与教育保障。他们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历史学家盖尔 • 赫舍特（Gail Hershatter）所定义的“新形式的劳动力和商品化，新的社会不平等与挣扎”。[6]

群众演员的困境是人口流动与社会资源分配失衡的结果，也是影视产业作为造梦工场的运作结果。造梦的第一种方式是宣传梦的完成，即宣传成功实现“演员梦”的群演。在横店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影视剧海报以及从群众演员成长为拥有一些小角色的演员的照片，这些图像对群众演员进行着浸入式的感召，使得他们认为终有一天也能成为图像上那样的人，被世人知晓。这种想象是一种对图像的迷恋，也是“横漂梦”的形成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参与了造梦的过程，迷恋自己身体的图像。这些形形色色的身体的图像可以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可以是无关紧要的甲乙丙丁，它们暂时性地扩充了群众演员的生活体验，但又充满局限性，因为群众演员永远等待被安排某种角色，而无法自主选择角色。群众演员的价值不是个人的价值和选择，而是他们身体的均质化和商品化：他们的身体转化为一个个像素，而代表着个人身份的面孔是最无关紧要的。因此，群众演员的“横漂梦”是一种真实的、有图像载体的幻觉，更是一场无意识的身份危机。

另一方面，造梦也暗示着浪漫化梦想的未完成状态。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是愿望的达成。[7] “横漂梦”以“梦”为名，既代表欲望的未完成状态，又不断促动群众演员去追逐欲望。欲望一旦达成，即所谓的梦想转化为了现实，梦便不复存在，达成心愿的欲求机制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梦的实现也是梦的消亡。在横店，这一转化是非常困难的——演员行业竞争激烈，群演很难转为正式演员。然而，追梦的进行状态被极大地浪漫化了，这个过程中的种种艰辛则被粉饰。

《我是路人甲》中，万国鹏与王婷克服困难，继续追求梦想。许多人受此鼓舞，仍然愿意来横店“赌一把”。这正是“横漂梦”的残酷之处所在——梦想的未完成时刺激着逐梦者的欲望，吸引他们投入更多未知的梦中。正如安德烈 • 巴赞所述，梦境并非离奇、随机、缺乏逻辑的图像流，相反，正是因为存在社会集体与其他个体影响下形成的“超我”对想象的“审查”，梦才得以存在。也就是说，正是因为现实对个体的想象和欲望有所压制，这些被“删除”的想象才会组成梦境呈现出来。[8] 出于对更好的生活的向往，群演们才做起了“横漂梦”。而社会建构的“横漂梦”又在不断强化“通过个人奋斗实现梦想”这一话语，“删除”了群演通过影视产业难以真正实现阶层跨越的这一现实情况。影视产业裹挟着资本内卷，使得以王宝强为代表的从群众演员成为著名演员的案例难以再次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在《我是路人甲》中，演员会颇为自嘲地吼道“横店的一切都是假的”。

“横漂梦”与性别权力的失衡

在我前往横店演员工会[9]办理演员证联系单的间隙，我与一些日常蹲守在那里等待“捡鸽子”的群演聊了聊。“捡鸽子”的意思是，有时报了戏的群演没有来，剧组会临时来工会挑人，被挑中的人就成功捡了鸽子。而所谓演员工会，是建于2003年的社会公益性组织，较为松散，基本只保证剧组按时发放群演的工资，无法保证群演的其他权益。即便如此，这里依然成为群演聚集、社交的重要场所。攀谈之际，几位大哥在简易象棋桌边向我津津乐道地讲述某某女明星可能与哪些导演、制片人“有染”。他们甚至笑言道：“我宁可做一个女人，这样至少我有一个身体可以用来交换一条台词。”

我环顾四周，工会里只有我一个女性。之后我又路过这里几次，发现这里平时几乎只有男性聚集。因调研时间所限，我对其中缘由并不完全清楚。不过，在《我是路人甲》中也有女性群演在工会被男性群员戏谑的情节。我由此猜测，该工会或许已经成为男性主导的公共空间，女性缺乏参与其中的途径，并且无法在这个空间获得“安全感”。回想第一次来办理联系单时，一名男性工作人员让我把头发散开，检查我是否是“黑长直”发型，符合要求后方办理联系单。这是因为古装戏拍摄需要女性留长发，并且不能烫染。当然，男性也被要求头发不得过长和染色。无论男女，成为群演的第一步，就是保证自己的身体是“合格”的。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空间内被审视身体，其中滋味更加复杂。

种种现象表明，“横漂梦”是高度性别化的。女性群众演员要成为荧屏上的一部分，成就“演员梦”，往往要承担来自男性的窥视和评判。在横店影视城，女性群众演员往往被认为与“潜规则”更近一步。“潜规则”，即影视行业中盛传的女演员通过自愿或非自愿与导演、编剧、制片人或其他剧组人员发生性关系而获得演出机会的“惯例”。多位在横店工作达5年以上的男性群众演员告诉笔者，如果一个女性群众演员被邀请参加导演或制片人将出席的饭局，那么她很有可能是“潜规则”的目标。相反，女性群众演员对这种猜疑持否定态度。一位女孩曾愤怒地谈到：“这些人没有权利去猜测。一些女群演想与剧组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完全正常的，也可以通过正常的方式运作，比如很简单的，帮群头点个外卖、饮料。” （群头即组织群众演员参加剧组摄制的人员）

这种关于如何成就“横漂梦”的性别化想象与影视制作中对女性身体图像的处置遥相呼应。二者都体现了影视文化中的父权秩序，也反映出世界范围内电影文化中的问题：电影提供的视觉愉悦是男性视角的愉悦，是潜移默化的父权机制的宣扬。[10] 在常见的对女性的刻画中，镜头往往以特写和推拉的方式切割女性身体影像的完整性，以慢速特写凸显出高跟鞋、腰臀、丰胸等碎片化的富有“女性魅力”的影像，为观众带来视觉愉悦。这种视觉愉悦建立在影像对于女性形象和身体的物化、分解与再建构之上。这一现象并非存在于所有影片中，但在以好莱坞商业片模式为代表的商业电影中仍然广泛存在。

影像空间之内，女性被定位为男性的欲望对象；电影文本之外，影视制作的现实里，即便女群演难以真正被镜头拍摄到，她们依然被视为是可能“以身体换机遇”男性欲望对象。无论在现实中还是荧屏里，伴随着女性成为荧屏影像的是男性视角中的窥私欲与恋物癖。女性的“横漂梦”往往伴随着来自男权视角的“审查”。“横漂梦”一定程度上是男权与父权之下的话语与影像制造所把控的梦，与性别关系的不平等紧密相关。

一定程度上，女性也在自觉地服从这种男性视角的统御。笔者在横店参与的第一场戏即是扮演青楼女子。当同组的女性群演得知她们今天扮演的是青楼女子时，许多人纷纷跳脚，暗暗嘟囔“昨天报戏时又不和我们说演这个。”甚至有人当场拒演，即使这会使群头极其不悦，从而影响以后的机会。在分发服装时，笔者注意到所有女性的服装都十分寻常，无一裸露。现场拍摄时，“青楼女子”们也只需站在亭台廊桥之上挥挥手做做样子，并无不妥的肢体接触要求。然而，一些人依然耿耿于怀，不愿再扮演此类角色，并希望下次能分到饰演丫鬟的戏，即使知道无论扮演什么角色，最后的效果都是充当背景。可见许多女性群演受到父权制性别观念的影响，不愿扮演被污名化的身份，并对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图像进行自我规训。

对于许多在横店的女性群众演员来说，“横漂梦”实际上是要证明她们独立生活的能力与价值，意在突破原生家庭中父权的压制。然而，群众演员这一职业需要的往往是充当背景的、无差别的身体，难以凸显个人的独特价值。她们的家人也因此否定她们的选择。另一方面，许多女性群演为逃避父权压制而来到横店，却不得不再次面对横店图像制造链中的另一种形式的父权，也就是基于男性视角的视觉构建。对于她们而言，阶层跨越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梦还要承受来自性别秩序阵痛。在女性群众演员的“横漂梦”背后，她们总是面临着与男性不同的困惑与困境。正如美国学者玛丽 • 安 • 唐恩（Mary Ann Doane）所批判的，“影像机制为女性在影像的表达中指派了一种特殊的角色，但同时否决了女性利用这个影像系统的途径。”[11]

结语：“拍电影是超现实的”

群众演员对于影视产业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他们却是被严重边缘化的群体。其原因在于，当群众演员的形象被摄像机转化为影像，而且是看不清面孔的影像，他们被简化成了符号。在成为影像后，群众演员想象他们是图像生产的中心，渴望跨入高收入的演员行列，而事实则与之背离。同时，观众关注的是影像世界的整体，而不会注意到作为模糊背景的群众演员。由此可见，成为影像并没有使得群众演员被真正“看见”，反而将他们充满艰辛的真实生活削减为仅仅与影视拍摄有关的扁平图像。在影视拍摄之外，群众演员的梦想与现实困境既不为观众所知，也不占有充足的自我言说空间。

群众演员是一个兼具幻想性与现实性的群体。群众演员的英文名称为film extra, 也可简称为extra，其本身就带着有“额外的、多余的、附属的”等含义，对应了群众演员的边缘化地位，同时也揭示着影像造梦中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并存的张力。群众演员渴望成就“横漂梦”，在这种逐梦话语之下，他们的身体被荧屏解构并转化为无差别的信息这一事实，就被封禁在了无意识的身份危机中，也使得与此相关联的阶层分化症候被简单化为“逐梦”话语。另一方面，“横漂梦”也是性别化的。男性群众演员对于女性成为图像的戏谑态度与影视文化中性别权力关系的失衡一脉相承，女性的“横漂梦”面临着父权制视角下的影像制造与性别权力不平等带来的双重困境。

“横漂梦”一方面有一定的欺骗性，另一方面又确实为流动人口提供了接触新生活方式的途径。例如，许多群众演员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自己拍摄的有关群众演员日常生活、工作状态的视频，通过自己成为影像制造的机制，逐渐重构自我认同，表达自我的声音，完成对于幻梦的“自醒”。横店影视城中不同形式的影像造梦与梦醒为大众提供了了解群众演员生活的途径，也对影视产业的不透明性与内卷结构进行了戏谑式抗争与批判性展演。这也在开篇提到的《我是路人甲》中一些颇具自我反思意义的台词中得到体现——“故宫！……山寨的”，“卸掉妆容之后，他们仍然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另外，《我是路人甲》中所有角色的名字即为参演群众演员的真实姓名。这些真实的名字，或许是影视产业这一巨大的造梦工厂所保持的人文情怀。在这一点上，横店影视城作为造梦空间影射着市场经济下影视产业的内在问题，即如何平衡个人价值、资源分配、人文关怀，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尾注:

[1] 《‘路人甲’常有，‘王宝强’不常有》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12010149/526ftwfhV8QhMlwOg5CDOfNUXxqTjExRjJlKD0WyqmPQE3eNDT0rCj9gNPilu9W6I3m8BuSLmqe5H9UYLEYyj7w2fcn0BFZP4bJgF-F_

[2]《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遇到尔冬升呢？》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12010149/979dQEfBg3gwUKFwoxGbdeaC5g2g0wFwQRDPJmoicnfwo9-SD3xJA6fv0UjoxgudIULbSlrJ5yVm990F30lHqBuQBl-RoyOusFg

[3] http://k.sina.com.cn/article_1198531673_v4770245901900ny12.html

[4] 原文为 “a hallucination that is also a fact.” Bazin, André. What is Cinema?[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16.

[5] Bazin, André. Every Film is a Social Documentary[J].Trans. Paul Fileri.Film Comment, 2008:40–41.

[6] 原文为“…the reform era has meant new forms of labor and commodification, new inequalities and social struggles.” Hershatter, Gail. Women and China’s Revolutions[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8:228.

[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北京:中华书局,2013.

[8] 原文为“…our dreams are the very opposite of a free ﬂow of images. Whilst these express some fundamental desire, it is by necessity in order to cross the threshold of the super-ego, hiding behind the mark of a twofold symbolism, one general and the other individual. But this censorship is not something negative. Without it, without the resistance it offers to the imagination, dreams would not exist.” Bazin, André. What is Cinema?[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71.

[9] 该工会有原址和新地址，这里所说的是原址，已不承担最终分发演员证的工作，只办理申请演员证所需的联系单。

[10] Mulvey, Laura.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M]//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1975, edited by Rachel Rose, Afterall Books, 2016:57-68.

[11] 原文为 “…assigns to the woman a special place in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 while denying her access to that system.” Doane, Mary Ann. Film and Masquerade: Theorizing the Female Spectator[M]// Film and Theory: An Anthology, edited by Robert Stam and Toby Miller, Blackwell, 2000: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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