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薩娃娃

今年一月，我拉了一對陶偶，白陶做的娃娃有四張臉，黃陶做的娃娃有兩張臉，不論他們轉哪一面，每一張臉都在哭。我把他們取名為加薩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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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月來，每次看電視，轉到半島電視台的新聞，我都必須忍住不要掉眼淚。滑 Inastagram 跳出的即時訊息，每一則都挑戰我對於正義的絕望程度。腦中浮出一段一段文字，我想寫出來，但都沒辦法寫完，因為每次寫到一半，就會再有一波更駭人的消息襲來，無法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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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孺揮著白色布巾小心翼翼過馬路，在路中央被狙擊手射殺。飢餓的群眾衝向物資卡車領麵粉，慘遭來自各方的火力屠殺。獨自走過海岸線的平民手無寸鐵、對著前方的裝甲車高舉白旗，瞬間就被射擊倒地，然後推土機把他直接推沙灘裡，無視一旁有其他目擊者。無人機攻擊國際組織車輛（車頂明顯印有國際組織「世界廚房」logo 足以從高處辨認），罹難工作人員們穿戴的鋼盔和防彈衣也保護不了生命，而其中有個美/加雙國籍公民，他是死在自己國家資助的武器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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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一間一間變成戰場、接著變一座一座墳場。醫生蹲在地上為傷者開刀、在沒有足夠麻醉藥可用的條件下為兒童截肢...…已經是好幾個月前的事了，現在全境醫院已幾乎癱瘓。之前加薩最大醫院（Al Shifa Hospital）被圍城三星期，以色列軍隊撤軍之後狀況慘不忍睹—慘不忍睹絕對不是形容詞，當地記者送出的畫面，每一幅都彷彿印著這四個字。不過，在加薩難民營長大的攝影記者 Motaz Asaiza 坦承 ：「最慘的畫面你看不到，因為我不忍心拍下來。」Motaz Asaiza 已在今年一月底撤離加薩前往埃及，他想帶著這些事實走出加薩、親身遊走國際間以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但他目前非常沮喪，因為現狀只有更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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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以色列）說醫院底下有哈瑪斯，我不知道下面有什麼，但全世界都明確知道：醫院上面有醫生、護理師和病人。」去年十一月離開加薩的台灣無國界醫師洪上凱，他在《報導者》的訪談裡這麼回應。Abdullah Ghali 是德州休士頓的骨科醫師，在四月參加人道醫療援助團隊前往加薩，形容那是他所經歷過最艱困的經驗，一間只有 200 床且什麼都短缺的醫院，卻收容 35,000 位難民，看過那麼多死亡、那麼多被他截肢的兒童，他根本沒有足夠時間去反應消化情緒，「如果真有那麼一兩分鐘可以哭，哭完接著就得馬上去看下一個傷患，否則根本沒有其他人可以接應，只有你。」目前已回到美國的他，直到現在心中都還有滿滿的「倖存者愧疚」。離開加薩途經德國在機場安檢掃描時，他所有行李都呈現爆裂物陽性反應，那是因為在日夜密集的砲火之下，加薩的空氣裡早已瀰漫這些具有殺傷力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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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死加薩人的除了各式武器，還有飢餓與疾病。在各國加碼物資援助之前，加薩北部已經瀕臨飢荒，人們吃摻入動物飼料的麵粉、吃草已經很久了，營養不良而死亡的兒童越來越多。周圍的穆斯林鄰國率先空投食物包裹，但很多包裹都直接落入海中，難民得冒險划舢舨或游泳去撈。後來美國終於表態，出動大物資大軍、還幫忙建運送物資的港口，但一手提供占領者軍火、一手送物資給被占領者，真的是齣荒謬至極的悲劇。而就算有物資，目前也於事無補，除了軍隊封鎖邊境之外，以色列人發起抵制物資的示威，在約旦通往加薩邊境的關口前，沿路倒滿碎石塊，阻止來自阿聯酋的物資卡車隊繼續前進，載滿物資的卡車就在境外公路上停滯成一條龍--一條不得其門而入、悲憤的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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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萬人流離失所，等於全加薩超過一半的人口，而其中 150 萬從去年十月起，一路從北部退無可退，退到了最南方與埃及緊鄰的城市拉法 Rafah。人滿為患、擠到不能再擠的拉法市，各種想像得到或想不到的惡劣條件全數攤在眼前。例如，戰爭中各種基礎設施都停擺，垃圾當然不會有人處理，150 萬流落至此的人加上原本居民的每日生活垃圾，就露天棄置在荒地，一望無際，而與垃圾場比鄰的就是沙地上的難民營帳篷，只要下雨天，雨水混著汙水就直直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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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家以為這裡應該就是最後一站，以色列軍隊卻在國際輿論都說萬萬不可的狀況下，決定正式進攻拉法市，想要殲滅在這裡的哈瑪斯。空投傳單上指示：盡速撤離拉法，前往西北方加薩中部的「安全地帶」。於是，五萬以上的難民聽從指令，已再度拔營離開，但他們心中其實早知道，在加薩已經沒有所謂的安全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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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底，南非向國際法院控告以色列種族滅絕，一來一往的聽證會與等待裁決，耗時一個月，這一個月內，加薩平民持續在戰爭中被殺。今年三月，聯合國安理會開始討論曠日廢時、各方喬不攏的停火決議，加薩平民繼續被殺（而最後達成的聯合國決議，強權或有強權撐腰的那方，也從來沒在理會）。在最近以色列和哈瑪斯各大頭前往開羅針對停火進行談判期間，加薩平民繼續被殺。談到最後破局，大頭們各自回家，因為以色列說：不要，我不接受這樣的停火，這樣我就不能殲滅哈瑪斯了。但在台拉維夫，以色列人民的示威已經持續好幾個月，以國人民最大訴求就是「讓人質回家」，但總理在意的不是國民能否活著回國，他比較在意他停火之後政權是不是會垮台。這期間，加薩平民持續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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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們機關算盡之後決定裝睡，但尚未有包袱的年輕學生們驚醒了，美國各地大學生開始示威抗爭。哈佛大學一角，圍成圈的大學生們，聽著一位來自加薩的難民學生 Israa 舉著擴音器喊：「我在推特收到一張照片，上面有排成一圈的屍袋，每個屍袋上都潦草寫著我的家族名……」從戰爭開始到現在，她的家族有124人被殺。橫跨全美各校園，有更多故事被聽見，有更多抗爭帳篷搭建起來，開始有專家拿目前的示威與當年越戰學運做分析比較。學生沒有包袱，但學校有，直至現在全美有兩千多位學生被警方逮捕，哥倫比亞大學全校畢業典禮因此取消，校園裡的抗爭營地被警方清場。這期間，加薩平民依然持續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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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以色列全面限制外國記者入加薩，所以外國媒體完全無法採訪，他們最多只能在約旦河西岸與耶路薩冷，第一手資料全要靠原本就在加薩的在地記者。從戰爭開始到 5/10 為止，已有 97 位新聞從業人員死亡、4 位失蹤、25 位被捕、16 位受傷。半島電視台加薩分社社長 Wael Dahdouh 是個悲傷的例子，他的妻子、一對兒女和孫子先在去年十月的空襲中喪生，今年一月， 他同為電視台記者的長子 Hamza 在採訪路途車程中，與同事一起被炸死。

我原本還抱著很古典的、來自一戰、二戰電影的想像：戰地記者的罹難，是因為他們在跟著作戰部隊衝往前線而在砲火中「不幸被波及」。但在這裡不是，這裡不像戰地、反而更像不公平的煉獄，敵人是精準以無人機瞄準某輛行進中的汽車，或許也知道車內就坐了一組記者。五月三號「世界新聞自由日」前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世界新聞自由獎」給所有報導加薩戰爭的巴勒斯坦記者。真心希望，加薩記者們集體得到這份榮耀加持之後，身上那件印有Press字樣的防彈衣，能真正發揮守護記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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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也會想，我什麼都不能改變，什麼都幫不上忙，我到底能做什麼？捐款鍵按下去之前還得先想想：這些幫助真的進的了加薩嗎？如果真的資助援助團體，會不會也是讓工作人員去送死？加薩年輕媒體人 Bisan Owda 前幾天拍影片呼籲，她拜託國際團體不要撤離拉法，因為國際團體一旦離開，以色列軍隊更為所欲為，拉法這個城市就沒救了。但沒辦法，在醫療物資短缺和以軍密集轟炸下，醫療和援助團體現在陸續撤出。在以色列封鎖物資的狀態下，聯合國昨天說，若二十四小時內沒有燃料進來，那加薩中部唯一的大醫院就彈盡援絕、必須關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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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是如何能做到無視苦難？如何才能凝視著這些苦難這麼久？有能力停止苦難的人卻選擇繼續閉上眼睛，要怎麼才能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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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薩已經被夷為平地，加薩的土地已被血洗，但加薩的娃娃難道還要再這樣繼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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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資深戰地記者 Chris Hedges 在去年十一月，曾寫給加薩兒童一封信，我想，任何一個無能為力的人，也都只能引用這封信的結尾來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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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我們讓你失望了，這就是我們所背負的罪惡感。我們試著做些什麼，但或許還不夠努力……我們將不斷向全世界訴說你的故事。但我不知道，這樣能不能足以得到請求你原諒我們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