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写作的缘分

写作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说起来，这还是由马特市促成的。一年前，确切说是十一个月前，正式开始经营马特市的账号。当时正在翻译《逗比情事多》。第一次做翻译，明显感觉调取中文词汇时十分吃力，就打算在这个创作平台上练手。平日确实有做记录的习惯，但那主要是自说自话，转战马特市则是想适应面向读者的写作。

后来就玩成了个人博客，兴致来了就写上一篇。之前从来未想过自己有一天竟会写诗。在马特市写作使我发掘了自我的更多位面，至少发现了写作是项不错的爱好。看来往后生活注定是要与文字打交道了。

其实我与写作还算比较有缘。小学时当地的作家协会开办了“少年作家培训班”，家里人道听途说，知道了这会长老钱（化名，下同）教育学生很有一套，就送我去补习。当时特别高兴，我知道这流言肯定是从某位调皮捣蛋的学生那里传到大人耳朵里的，学生间流传的版本则是老钱会偷偷帮来补课的学生做寒暑假作业。

去了之后，果然不虚此行。老钱喜欢给我们讲各种离奇的故事，带我们欣赏迈克·杰克逊和邓丽君的歌，甚至还大谈大跃进时期的种种见闻。他尤其爱出馊主意。学校布置作业要求写一篇《我与红领巾的故事》，老钱眼珠一转说自己听过一个故事，话说一学生不小心将红领巾掉进了厕所茅坑，但家里贫穷买不起第二条新的，只得捏着鼻子将其捞出，洗洗干净凑合戴。那一刻他在阳光下面对国旗庄严敬礼，只觉胸前的红领巾都更鲜艳了！这个故事我能记一辈子。

还有热心于讲各种怪谈的朱老师。“2012世界末日”的传说，我就是从她那儿听来的。她说得煞有介事，列举了好几个玛雅预言灵验的事例。当时我的小脑袋瓜怎么也想不通世界末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感到有种背后一凉的恐慌感。恐惧之余又觉得奇怪，都要世界末日了，大家怎么还这么冷静呢？那天回家我立刻在QQ空间发布一篇文章，试图号召伙伴成立救亡组织以应对末日。后来大概在青春期时，觉得这文章太傻气了，随即删除。真是一大遗憾！

另有一位叫不上名字的老师，虽没有前两位那么剑走偏锋，但也着实对我产生不小影响。当时的补习班实行奖励制度。老师阅过作文后会在优秀作文的封面贴上一个贴纸，叫作“法眼”。有些厉害的学生，作文簿上已经贴满了三四行的法眼，而我的作文到学期结束也只有三四个法眼，不及半行。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年纪虽小，但应试文风已颇为老道。可应试作文在这个班上是行不通的，我直到学期结束都未开窍。尽管如此，我依旧对其中一个法眼颇为自豪。那天的作文题目是《为九零后辩护》。最初我连“辩护”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更不懂为什么要为九零后辩护。于是那位老师为我们讲解了写作背景。说是老一辈人总是看不起年轻一辈，适逢九零后即将登上社会舞台（虽然对当时的我来说还很遥远），有人便列举出九零后的种种“罪状”，我们的任务，便是反驳这些指责。于是我就老老实实抄下一二三条“罪状”，并一一点评驳斥。依旧像在应试答题一样，所以写完作文的我并没对自己的作品抱太大期望。没想到下次上课时，老师点名表扬了我的作文，说我写了全班最棒的文章。她逐句分析为什么我的反驳有道理，并点评道：曾几何时，这些九零后的种种“罪状”也加诸他们八零后身上，她真希望用我这篇文章去反驳那些曾经批评八零后的人！

这句话着实给了我许多力量。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作为小孩，说的话也是有分量的，我的观点也是有人在乎的。后来越来越发现，中国的小孩要想得到大人的尊重简直可以算作一种奢望。而我在那么小的年纪就有过这种经历，已经是人生之大幸。实在感谢那位老师，也实在抱歉，我记不得您的名字了！

那段补习经历便是我的写作启蒙了，尽管这启蒙可能并不成功。第二次启蒙就得等到大学本科了，那又是一段漫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