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跨性别男孩决定重新接受女性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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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了我的女性身份,但同时也没有抛弃我的男性身份。” 说着,她露出笑容,表示对别人听到这句话时的迷惑表情习以为常。当我询问她想被称为 “她” 还是 “他” 时,她说都可以,混用也可以,用 “它” 也可以,“我现在对这些完全无所谓啦。”

Anne

如果是第一次见到舒立,没有人觉得她会自称是男孩儿。她喜欢穿 JK 制服和紧身吊带,留及肩长发,妆容精致,10度以下的天气也要坚持穿小腿袜露出膝盖,偶尔还会扎双马尾。

而镜像的另一面是,十九岁之前的舒立,从来没有穿过裙子。从海口离家到北京上大学,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剃了个寸头。打车时司机会惊讶地说:“电话里听声音以为是个男孩呢”。

“我接受了我的女性身份,但同时也没有抛弃我的男性身份。” 说着,她露出笑容,表示对别人听到这句话时的迷惑表情习以为常。当我询问她想被称为 “她” 还是 “他” 时,她说都可以,混用也可以,用 “它” 也可以,“我现在对这些完全无所谓啦。”

我是女儿,但父亲要求我 “像男的一样”

作为长女的舒立,从小被父亲当作男孩来教育。三岁时,刚上幼儿园的她就被送去学跆拳道,原因是父亲觉得她性格软弱,想让她变得 “像男孩一样坚强”。在道馆的每一天,舒立都是在被教练狠狠地压腿。有时她会因为太疼而哭起来,来接她下课的父亲看到,便对教练说:“谢谢您这么辛苦地训练我家小孩。” 这种时候,一旁的舒立总会不自觉地压低了哭声。

道馆里几乎没有别的女孩。父亲对她说:“只有和男的打,你才能训练得像男的一样。” 舒立一直清楚,自己并不喜欢也不擅长搏击,但年幼的她从没想过违抗父亲的命令,仍然会努力把每个动作做到位,完成每一场训练和比赛。

这样一个学跆拳道的假小子,在学校里却一直是被欺负的对象。男生们偷偷把垃圾塞到她的课桌里,把放到桌子上的椅子扔下来。性格内向的舒立不知所措。母亲知道这些事后,在一次放学时对她的同学说:“你们不要欺负她哦,她在学跆拳道,很厉害的。” 这件事在班里传开之后,欺凌反而变本加厉 —— 一个小女孩学跆拳道,这听起来也太可笑了。

在道馆之外,舒立也在不自觉地向 “像男的一样!” 的标准靠拢,比如拒绝穿裙子,学着用低沉的声音讲话。还在上小学的她常常因为不愿穿裙子和母亲争吵,母亲哭着骂她 “我生下你就是给国家添乱”。听到这句话,她愣住了,扭过头不看母亲,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这件事让舒立印象非常深刻,“或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和家里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到了初中,已经黑带二段的舒立向父亲提出不愿意再学跆拳道,父亲默许了。也就是这时,她从网络上接触到 LGBT 的知识。或许比很多人幸运,在接受性少数身份这件事上,舒立并没有经历太多挣扎。对她来说,成功为自己找到这样一个分类,反而是一种解脱。那时候她也交到了一些自我认同是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的网友,与网络上与 “病友” 惺惺相惜的同时,她在现实生活里更加孤僻。

母亲看着越来越男性化的女儿,便会想 “我们家孩子会不会是女同性恋啊” 。她试探着跟舒立的父亲提及,结果父亲却很不以为然:“你看她还会抱着毛绒玩具睡觉,怎么可能是女同性恋呢。” 

在学校,舒立告诉要好的女同学说,自己应当是一个男孩。对方答:你长大了就不会这样想了。舒立心想,凭什么呢,我偏不。反倒是一些男同学听她这样说之后,会真的把她当成一个男孩,尽管他们也并不真正明白 “跨性别” 意味着什么,还会开玩笑说:“那很可惜诶,你胸那么大。” —— 对于中学男生来说,开这种下流玩笑意思是 “认同好兄弟”。

“那时候我会开始刻意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直男,会去学习直男的思维方式。” 舒立回忆说,“也有模糊地感觉到这样不好,但是没有想得太深。” “直男” 对于那时的舒立而言, 就是故意表现出强硬,甚至厌女,或者说,表现得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做变性手术吗?我们丢不起这个脸。”

初步摸索出自己性别认同的舒立,考进一所省重点高中的理科重点班。“既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要先把这件事说出来,并不想被新同学当作女孩子看待” —— 怀着这样单纯的想法,在一次语文课课前演讲上,她讲述了一些关于性少数群体的科普知识,也表明了自己跨性别者的身份。

讲到一半时,一位男同学突然站起来,指着她大骂 “闭嘴”、“滚下去”。这完全出乎舒立意料之外,但她还是努力压制情绪,在全班的哄笑声中接着讲了下去。语文老师是一个温和的中年男人,自始至终站在旁边没有说话,舒立讲完以后就开始正常上课。在这之后,舒立在班上的人缘自然变得很糟糕。也有同学同情她,但舒立知道,自己在他们眼里仍然是 “生病” 的,她不想要这样的同情。

在学校被排挤,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也很迷茫,舒立成绩严重下滑。父亲看出她状态不对,提出要和她谈谈。舒立决定,干脆向父亲出柜吧。

在听完她关于 “性别认知障碍” 的忐忑陈述之后,父亲不屑地,甚至带着些许玩笑的口气说:“那你打算怎么样?做变性手术吗?” “你想做的话,上大学之后也可以做,但做了的话,肯定要和家里断绝关系,我们丢不起这个脸。”

父亲从小把她当男孩对待,因为他默认女孩是弱的;母亲对父亲唯命是从,却又不允许她看起来真的像一个男孩。独自在性别的桥上摇摇晃晃走着,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的自白被轻视,面对这种轻视却又不知如何表达出自己的愤怒。

从这次谈话起,舒立决定将 “跟家里断绝关系” 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

那段时间,她常常设想离家上大学之后的生活,越想越压抑。一直到高考之前,她都在跟朋友讲,以后要想办法经济独立,存钱做手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 —— 而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跟家庭断绝关系。这是那次向父亲出柜之后,她所明白的道理。

“拥有做手术的自由了,可是我讨厌男性”

父亲的态度并没有影响她的跨性别身份认同。整个高中时期,舒立都没有进过女厕所,同学问起,她就说在男厕所抽烟不容易被老师抓到。高二到了文科班之后,气氛宽松很多,有好几个男生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所以自称是跨性别男孩的舒立,不再遭到同学的嘲笑。

高中时的舒立已经把未来都计划得很好,先做胸部的手术,再多攒一点钱去国外做下半身的手术。那时候她已了解到,要做变性手术的话需要先经过一到两年的 “性别认同障碍纠正” 的心理治疗,确定是真的性别认同障碍、真的需要做手术来扭转,才有可能获得做手术的机会。

不过真的上大学之后,她的计划并没有顺利进行。除了攒钱比想象得更难、性别认知心理治疗很难找以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舒立回想道,由于从小父亲对她的教育,她一直处于一个 “讨厌男性又想成为男性” 的矛盾状态中。再加上了解女性主义之后,她对男性身份在社会中的便利愈加敏感。

还记得她在高中心理社团竞选社长时获得最高票数,结果老师却私下找到她,说了这样的话:“社长还是男孩子当比较好,女孩就当副社长吧。” “可我不是女孩!” 愤怒的舒立马上又想,“女生为什么不可以?” 很快她开始自我反省:“我到底是在为女性抱不平,还是单纯地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生气?” 想过之后她得出结论:比起前者,后者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依然没有放弃做手术的念头,但我忍不住想到,如果自己真的做了手术,成为了一个社会所认可的男性,是不是也会变成一个自己讨厌的、占有优势的人呢?”

怀着 “厌男” 情绪的舒立,对于喜欢这件事也有一个二元对立的分类:“我会把一些比较肮脏的感情归类为男性的爱,把干净纯粹的东西归类为女性的爱。女性的爱不含有嫉妒心、占有欲之类,只是单纯因为和 ta 们在一起很开心而喜欢 ta 们。” 这当然是一个很厌男的想法,但在舒立从小接受的来自父亲的教育里,男性生来就是 “强悍而肮脏” 的。

日剧《Last Friends》瑠可与美知留,多少人的意难平 | 图源:豆瓣

舒立在中学喜欢过女孩,只是那种喜欢多少带有一些 “靠喜欢一个女孩来证明自己是男孩” 的需求。上大学之后,她第一次喜欢上男孩,并且是 “作为一个女孩喜欢上了一个男孩”。不过由于她一直将性别和性向分得很开,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她的性别认知,事实上,她喜欢的男孩也都是中性气质的。“我不会说自己是一定只喜欢男孩还是一定只喜欢女孩,就像我不会说自己一定只是男的或者一定只是女的一样。” 

形成这样的非二元性别观,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她身边的朋友有关。大一下学期,舒立在一家小酒馆打工,在那里她接触到了许多在校园里可能接触不到的朋友。“之前在酒馆认识了一个跨性别男孩,他跟我打招呼之后,第一句话就问我是不是男同性恋。” 舒立大笑,讲道:“当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我是个男同性恋!”

在那之后不久,她开始穿裙子、留长发,尝试去接受作为生理女性的自己。周围的朋友也不会觉得她是 “变回了女孩”,而是会半开玩笑地叫她 “女装大佬”,这种状态让舒立觉得很舒服。并且,穿女装还缓解了她的外貌焦虑,“开始慢慢觉得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体还蛮好看的,穿上漂亮的裙子就会很开心。” —— 即便在整个青春期都自我认知为男孩的舒立,也难免因为自己的生理女性身份而受到外貌规训。她会因为不够漂亮而自卑,被夸漂亮时还会生气:“我那么痛苦地接受了自己是一个不漂亮的人这个事实,你却这样轻飘飘地否定,这让我觉得被瞧不起。”

父母则很欣慰地觉得,她终于变成了一个正常小孩,“教育成功了”。而真相其实十足的讽刺:“女装对我来说有点像一种自残手段。” 小时候被母亲逼着穿裙子一直是她过不去的心理阴影,某种程度上,她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家庭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最终,她站在了天枰的另一端

在外人看来,舒立的转变似乎就只是 “一个假小子长大了” 而已。但事实上,她在重新接受女性身份过程中所经历的挣扎与压力,甚至远大于当初接受自己跨性别男孩身份的过程。这甚至让她陷入严重的药物依赖,每天被失眠和噩梦折磨。直到现在,偶尔喝醉之后她还会大哭着对身边的男性朋友说:““为什么你可以长胡子,而我不可以。”

选择 “接受自己原本的女性身份” 之后,她还失去了许多跨性别朋友。有的觉得她 “背叛” 了,有的觉得她是迫于社会压力而放弃。不过舒立并不太在乎这些,“没有多少人真的在乎你怎么样”,她反复提到这句话。

如今的舒立觉得自己更接近 “无性别”,不局限于二元的男女性别划分;但是在立场上,她是一个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她曾经认识一些跨性别男孩,常常会说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情你们女人管不着”、“这种事交给我们男人做” 之类的话,时间长了,她对此感到很不舒服:“他们的自我认同到底是什么?是想做一个支配者、发号施令者吗?”

现在再回看自己中学时期因为跨性别身份而承受的压力与挣扎,舒立会扪心自问:“我是想要男性的生活方式吗?但生活方式和性别也没有关系。那么,我是想要男性的生理结构吗?”

答案慢慢浮出水面:或许一直以来,阳 JU 对她来说更多只是一个象征。父亲的教育令她不自觉地将男性身体等同于强大和权力。事实上,这大概也是大多数人潜意识里存在的观念。“虽然说起来很刻板印象,但我会把自己性格中不好的一部分归为男性的,带有传统男性烙印的,并且我也不得不承认,我是无法摆脱这些烙印的。而这又有多少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呢?” 

于二元性别间清醒游走的舒立,从小到大坚定探索性别认同的舒立,面对父权、家庭、霸凌、抑郁依然并不屈服的舒立,至今都没有停下自省的脚步,虽然这令她清醒又痛苦:“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从自己厌恶的东西中摆脱出来,但我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带有男性优越的意识。” 这是她身为女性主义者所作的决定。

穿裙子与不穿裙子,都是舒立

// 作者:Anne

// 编辑:赵四,Alexwood

// 排版:赵四,素鸡

// 头图:《last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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