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史明回憶錄》台灣人

（一）台灣社會草創時代與荷蘭殖民統治

台灣社會四百年來，在物質建設方面，乃台灣人歷代祖先（漢人系與原住民系），在外來殖民統治之下，以蓽路藍縷、開山伐林的開拓者精神，致力於移民、開拓、近代化、資本主義化。在精神建設方面，則代代堅持對外來統治者進行抵抗，從反紅毛番、反唐山、反日本帝國主義及反國民黨中華民國，而累積生成「出頭天做主人」的台灣精神，把原本的叢林曠野，建設成今日台灣綠油油的豐收大地與亞洲第二名的工業國家，並逐漸形成「台灣民族」，使台灣民族主義崛起。

遠在物質社會的草創時期，台灣有三十八年在白人荷蘭人「殖民奴隸制」（colonial slavery）的統治之下，經過一六五二年郭懷一反抗「紅毛番仔」，形成其社會結構與生產方式，過程中受到西洋殖民奴隸制（與歐洲白人當時在新大陸進行的同樣）與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初期資本主義）所規制。因此，台灣的殖民地社會，統治者是外來的白人，被統治者是原住民與漢人移民開拓者，一開始就與擁有數千年文化傳統的大陸中國社會，無論在社會構造或經濟體制方面，或是歷史發展的方向，均不相同。這就是台灣社會、台灣人的第一個特徵。

（二）滿清殖民統治下的「本地反唐山」

荷蘭統治三十八年後，鄭氏王族繼承荷蘭的殖民統治制度，特別是土地所有制度與賦稅制度，統治台灣二十三年。之後，中國的滿清朝廷開始對台灣長達二百一十三年（一六八三—一八九五）的統治。滿清的漢人勢力進佔台灣後，來台的漢人社會截然分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兩個階級。

台灣當時的統治者，是清廷從中國大陸派遣來台的漢人官兵，以及漢人大地主、大商人，此即「穿鞋階級」，抵台後的社會地位是「統治者」，而且漢人官兵「不定住」於台灣，三、五年就調回中國大陸，大地主、大商人的家人也定居中國大陸，僅是為生意之故，往返於兩地而已。對於台灣人的統治，清廷有明顯的等第差別，視移民開拓漢人為流氓、罪犯（如一七一三年北路參將題詩云「鹿場半被『流氓』開」），實施移民的禁止與限制（「台灣編查流寓則例」禁限福佬人及客家人來台，禁墾、遷界劃界、大小租土地所有制等），其政策與近代概念的殖民統治相似。

至於當時的被統治者，是從大陸私下來台的漢人移民開拓農民大眾，被稱為「赤腳階級」，來台管道是漁民或海盜等私人偷渡管道，抵台後被做官的漢人視為流氓、罪犯、海盜（如范咸《台灣府志》中有「率為逮逃藪」、江日昇《台灣外記》中有「海盜嘯聚之地」等記載），彼等以生離死別的決心來台，且在台灣生養子孫後代，一輩子無法回大陸，永生「定住」台灣，從事墾地或農業勞動，卻受到政治上苛酷的壓迫、經濟上的收奪與剝削，以及官場吏胥的敲詐勒索。

台灣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無論漢人系或原住民系）的矛盾對立，遂因此而日趨擴大及深刻，其武力鬥爭日益頻繁且激烈，被稱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台地之難，難於孤懸海外，非內地輔車相依可比，諺云：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豈真氣數使然耶」，見徐宗幹，《斯未信齋文集》），其中以一七二一年高雄羅漢門的朱一貴及一七八六年彰化大里杙的林爽文之反抗鬥爭，最為全面性。移民開拓者雖與清廷統治者同為漢人，前者對後者的揭竿起義卻此起彼落，隨著時間推移，敵我對立的抗爭態勢與仇恨心理日益熾烈，終於發展為「本地人」（台灣漢人自己稱呼）與「唐山人」（台灣漢人稱呼中國大陸漢人）兩大陣營，終於從社會層面的對抗擴大為地理層面的抗爭，成為本地台灣族群與唐山大陸族群在意識上、社會上的分離對抗。

在十九世紀後半，到了滿清末期，台灣亦遭歐美帝國主義全面的經濟侵略，引發台灣本地人社會的急遽變革，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滲透到台灣農村的各個角落，遂呈現「前期性台灣民族」的端倪，更加導致台灣本地人社會與中國唐山人社會的區隔。自此台灣人對中國人在意識上、社會上愈來愈遠離，這是在清廷統治二百一十三年間台灣歷史發展的第二特徵。

（三）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近代台灣民族形成

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的五十一年，時當日本本國正在近代化與資本主義化，大和民族主義亦奮然崛起，台灣乃遭到日本大和民族主義侵略，進入長達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

台灣被割讓日本後，自一八九七年五月八日的國籍決定日起，仍定居於台灣的本地人（漢系與原住民系），一律被編入日本國籍，從此，在台灣定居並從事開拓建設的漢人移民，與原本就居住台灣的原住民子孫，總計約二百六十萬人，法制上成為日本籍民，同時，台灣與台灣人在經濟、政治上，被劃入「日本勢力圈」，因此，台灣與中國在當時比在清廷統治下更加一層，幾乎處於隔絕的狀態，兩地的大眾鮮有往來，且視對方為異邦人。

近現代的帝國主義國家，為了滿足其經濟利益，莫不對殖民地社會進行某種程度的近代化與資本主義化，以提高殖民地人民的文化水準與技術水平，並使之日夜勞動，增加生產，然後進行予取予求的收奪，以及剝削資本主義化後產生的超額利潤（surplus profit）。日本帝國主義當然不是例外，為了對殖民地台灣進行更多更大的收奪剝削，積極的進行「跛腳的」，即去掉民主自由、民族獨立等元素的近代化及資本主義化政策。

原本，各族群（部族、種族、血族及民族）都是歷史的產物，其中，族群的形成受到其個別的歷史、社會及自然的諸條件所規制，尤其是民族的形成，即以資本主義發展與社會近代化為基本條件。因此，日本帝國主義為其本國利益所實施於台灣社會的近代化（排除封建）與資本主義化（商品市場制），實是為近代民族的誕生準備了基本的社會條件。此外，進入日本統治階段的台灣社會，已有三百多年的獨特歷史發展，其開拓的地域與生活範圍，已擴大於全島各地域，而到了日治時代的近代史階段，資本主義發生，生產力擴大，商品流通於全島，馬上使台灣住民脫離中國封建的狹隘封閉的狀態（如滿清時，從台北到士林，來回要整整一天），互相廣泛且自由的往來與接觸，以致台灣人漸漸得到意識的統一與社會的組織化，並基於共同的政治命運與經濟利益，即被外來壓迫、剝削的殖民地的命運，使全島性的同胞感覺到「咱攏是番薯仔」（台灣的大眾語），以福佬、客家、原住民為基本族群，逐漸形成了「近代台灣民族」的意識上的串連，走向西洋概念的「民主革命」。

日本的台灣總督府，為了使本國資本滲透台灣，對台灣社會強加從上而下的社會改造，廢除台灣封建遺制，削弱封建陋習，掃蕩滿清殘餘勢力，驅逐外人商權，淘汰自給自足的經濟遺制等，進而清查戶口、清查土地，施行統一稅制、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再大興近代社會的基本建設，設立市場、金融機關（銀行）、農會、商會等，加上鋪設鐵道、築橋造路、開闢港口、建設電信電話系統、開設電氣能源，建設新市街，設立新式學校，普及初等教育，以日本語文傳播西洋近代的知識，設立西洋醫療設施等。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近代化與資本主義化，不但有組織，且有長遠規劃，這在二十世紀初的亞洲各地，除了日本之外，是罕見的資本主義化與近代化的建設，終使台灣從一九三○年代起，成為在亞洲僅次於日本的工業社會。

這種徹底的近代改革化資本主義化，比起當時中國仍然停滯於封建狀態，廣大的農村還過著物物交換的落伍經濟狀態，文盲比例仍佔人口的九成以上，雙方社會在質量上的差距是不可言喻的。在台灣的近代改革中，最必須注意的，就是台灣人對於世界思想潮流逐漸採開放態度，使台灣趨向於近代社會的族群統一與開放發展。

經過近代化的改革，台灣的工業發達，商業旺盛，外貿興隆，初等教育普及，文化水準高於日本除外的亞洲各民族、各國，「咱攏是台灣人」的共同意識提高，遂凝成為近代的「台灣民族」。這是台灣歷史發展的第三個特徵。

然而無論台灣如何的近代化，如何的獲得社會發展，絕不能忘掉台灣徹頭徹尾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受專制獨裁的日本人總督所統治，其殖民地統治政策是壟斷社會、經濟資源，差別化的教育，對於土地的收奪，以及剝削日本所需的米、糖等台灣特產，供本國消費或轉售（一九三一年以後，年年運回稻米五百萬石、砂糖一二○萬噸）。

（四）台灣民族主義崛起

日本民族所擁有的天皇至上，獨裁專制的「大和民族主義」，在台灣盡其發揮，然而卻點燃了台灣人的共同反抗心，促成「台灣民族主義」的崛起與發展。

一八九五年，台灣遭日本帝國主義侵佔的初始，台灣人民過去反紅毛番、反唐山的反外來統治傳統意識復燃，隨之展開反侵略的抗日革命運動。

日本軍登陸台灣，初期武裝抗日的大眾起義亦隨著展開，以「抗日三猛」（台灣北部簡大獅、中部柯鐵虎、南部林少貓）為首，全島推行武裝抗日，前後打了七年，使日軍一時無法順利平定全台。由於初期武裝抗日戰均屬自發的前近代性揭竿起義，缺乏近代理念與統一組織，在後繼無力的情況下，終於慘遭各個擊破。

一九○七年，台灣農民一般大眾的抗日戰爭繼起，針對日本殖民地政府的警察暴政、強奪土地及剝削農民，起而以武裝抗拒，卻同樣欠缺近代性的思考與實踐，遭到殘忍的鎮壓屠殺，終歸敗亡。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解放、民族獨立」的革命運動成為世界潮流，亞洲非洲各殖民地的「反帝、反封建」鬥爭洶湧澎湃。台灣人民亦捲入其漩渦，隨著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茁壯，歷來的抗日鬥爭立即變成「近代殖民地解放運動」，即有理念性、有統一性、有組織性的鬥爭，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日趨旺盛，台灣大眾一致抗日的熱潮沸騰，抗日運動遍及全島。

這個近代民族運動，先由地主資產階級（林獻堂、林呈祿派）與新興知識份子（蔣渭水、石煥長派）及農工階級（連溫卿、王敏川派）團結開始，相繼創設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一九二一年成立於東京）、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一年成立於台北），後來重組台灣民眾黨（一九二七年成立於台中）。台灣文化協會是民族派（右派的林獻堂、蔣渭水等人）與社會主義派（左派的連溫卿、王敏川）統一結合，會員遍布全島（一九二三—二六年，全島文化演講會高達七百九十八次），致力於啟蒙大眾，揭發總督府的殖民地暴政，促使「民族覺醒」、「台灣人必須民族獨立來出頭天做主人」等。

然而民族派（右派）出身均屬台灣上層階級的知識份子，思想保守，政治主張屬於「改良主義」（reformism），在意識上、行動上並不完全堅持台灣民族主義，而社會主義派（左派），特別是農民運動派，由當時人口最多的農民大眾所組成，有堅強的被壓迫者的革命立場，主張「革命」（revolution），所以在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權從民族右派的手中，轉移社會左派。

一九二六年，台灣農民運動的近代組織「台灣農民組合」（簡吉、陳連標、黃石順等人）成立。隨即，團結的農民大眾與日本帝國主義（以總督府為代表）、日本獨佔資本家及台灣買辦大地主（以辜顯榮、林本源、陳中和、顏雲年四大家族為代表）做了慘烈的武力鬥爭，一九二七年獲得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權，並與民族右派（蔣渭水等人）成立「民族統一戰線」，後來受到謝雪紅台灣共產黨指導（僅在一九二七—二八年，農民起義高達四百二十次），因對帝國主義的威脅勢力日增，盡遭逮捕。

一九二八年，「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台灣共產黨」的正式名稱），在世界共產黨第三國際的指導下，成立於上海（林木順、謝雪紅、蔡孝乾、翁澤生、林日高等人）。謝雪紅回台灣成立「地下黨部」，在莫斯科第三國際總部（常任幹部會員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指導之下，以「反帝反封建」、「台灣獨立」為當時的鬥爭目標，取得台灣農民組合的領導權，進而將影響力滲透入台灣文化協會（左派領導），致力於反殖民地鬥爭。

一九三○年，原住民系台灣人掀起驚動世界的「霧社起義事件」。原在一九○三年總督府設立所謂「蕃務掛」，強化「隘勇制」，一九一○年開始「蕃人討伐五年計劃」，對人口二十餘萬的原住民系台灣人，設計「山地警察分駐所」五百處，警察、警手五千六百人，施行「林野調查五年計劃」，進行經濟收奪等。因此，原住民社會在激動的民族仇恨之下，頻頻起來反抗（一八九六—一九二○年，共一百五十四次），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終於爆發轟動一世的霧社起義事件，共六社的台灣原住民，由瑪黑步社酋長莫那魯道（Mona Rudo）率領原住民族人三百餘人，分擊警察分駐所十三處，同時進襲霧社，砍殺日人三百四十九人，佔領霧社三天，才退入深山。日軍即動員大批軍警，使用飛機大砲及毒氣，進攻山區，屠殺一千餘人。到十月三十一日，首領莫那魯道看大勢已去，與一家人自盡，這可歌可泣的抗日起義才告終。

如此，無論民族派或社會主義派或原住民的抗日鬥爭，均在「台灣民族主義」的大框架下，並以此基本理念與行動綱領，為台灣反殖民、台灣民族獨立的革命運動寫下了榮耀的一頁。

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崛起的台灣民族主義，因為少數的知識份子（右派份子）沒與漢族進行實際切割，以致他們的台灣民族概念，與中國民族概念之間產生混同，虛構了所謂的「空想大漢族主義」。此爭議直到戰後面臨「二二八大革命」的爆發，才獲得解決。

台灣民族與台灣民族主義是台灣四百年史的產物，其理念內涵就是：「台灣人關心台灣的前途與利益，政治上要建立台灣獨立國，經濟上要建立台灣國民經濟，文化上要發展固有台灣文化的思想與行動。」

（五）中華民族主義殖民統治台灣

近代史上，一民族侵略他民族的領土，施以政治壓迫與經濟收奪剝削，甚至施加大屠殺，這就是所謂的「殖民統治」的具體概念，遭此外來殖民統治的社會與人，就是「殖民地社會」。

以漢裔為人口多數的台灣社會、台灣人，與同是以漢族為人口多數的中國社會、中國人，雖然其祖先同屬漢族，「種族」相同，但台灣的漢族系台灣社會、台灣人，經過四百年的歷史過程，因為在自然風土條件不同（台灣是海島性，中國是大陸性），且社會條件又大不相同（台灣是新創的殖民地社會，中國是數千年歷史的封建國家），更在政治、社會上相對立（台灣、台灣人在滿清統治時代與國民黨統治時代，均是被殘酷的殖民統治，中國、中國人都是殖民統治者），這些自然與社會歷史諸條件長年交織對立，才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民族範疇，使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分化成為定勢。

總言之，台灣社會、台灣人與中國社會、中國人，在佔多數的「種族」上雖相同（漢人），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民族」上是不同的（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不相同）。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戰日本敗戰，蔣介石派的中華民國（暫都重慶）由於是戰勝國盟國的一員，受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委託命令，派兵進駐台灣，接收台灣日軍武裝，然而蔣介石國民黨軍卻趁機以武力佔領台灣，施以新舊並蓄的殖民統治，使台灣、台灣人再次陷入更為悲慘的殖民地境遇，直至今日，仍未完全脫離中華民國外來統治體制。

蔣家國民黨中華民國軍閥政權，企圖統治工業發達文化水準高的台灣近代化社會，立即以下列各步驟來殖民統治台灣：

1. 侵略的中華民族主義（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為理念。

2. 掠奪日人遺留的近代殖民地機器與龐大的機關、工業、土地、財產及軍事（共計當時市價一千億日幣，一九四八年略估值市價五千兆台幣）。

3. 自中國本土搬來腐朽的封建官僚三十萬人及軍隊六十萬人。

4. 引進法西斯特務組織三十萬人。

蔣家國民黨政府一佔領台灣，立刻著手劫收日人財產：

1. 政府機關六百單位，計三百億日幣。

2. 日人私有企業、工廠一千二百單位，計七百億日幣。

3. 日人個人店舖、企業等五萬單位，計市價三百億日幣。

4. 日人住宅二十萬戶。

5. 日人七家銀行與三、四十億日幣現鈔。

6. 耕地二十五萬甲（全耕地九十四萬甲）。

7. 山林一百八十萬甲。

8. 軍隊二十個師團、四十萬日軍的裝備，軍用機場六十五處，兵營二百處等等。

這些所謂日人敵產，都是代代台灣人的血汗的結晶。

以行政長官陳儀為首的接收大員一出現於台灣人面前，軍、警、特務、官僚、政客雲集台灣全島，如土皇帝似的，一方面劫收，另一方面視台灣人為「亡國奴」，大肆搞起威脅、恐嚇、綁架、勒索、敲詐等法西斯勾當。

一九四六—四九年當中，發行舊台幣六萬倍，一九四九年六月舊台幣四萬元換新台幣一元，搶奪米糖運回中國大陸，一九四五—五○年台北市零售米價飆漲十二萬倍，終致招來經濟大恐慌，物價膨脹、失業、饑餓、社會混亂等接踵而來。

因此：

1. 蔣家國民黨繼承日本帝國主義衣缽，亦搬來軍閥官僚政治與特務機關，築起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引起台灣人在政治上的憤怒。

2. 蔣家中華民國，霸佔日人所留下的全部設施與財產，引起台灣人在社會上的憤懣。

3. 蔣家中華民國帶來空前的經濟恐慌，失業破產，生活困苦，使台灣人在經濟上陷於痛苦深淵。

4. 蔣家中華民國以征服者姿態，謾罵台灣人為亡國奴、奴隸，燃起台灣人在民族上的仇恨心。

5. 蔣家政權帶來與二十世紀時代潮流背道而馳的封建性、落伍性、反動性、侵略性的中華思想民族主義，令台灣人蔑視其文化水平。

由此引起了台灣史上的大暴動，就是「二二八大革命」。二二八大革命的火燒燎原，遍及全島。自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至七日，台灣革命大眾收復全台，三月八日南京蔣家援兵一登陸，就開始大屠殺，台灣同胞大量犧牲。台灣人經過慘痛的血的代價，才肅清過去的所謂空想漢族主義，「台灣民族主義」獲得名符其實的「自體性」與「獨立性」，而成為一九五○年以後「台灣人獨立運動」的出發點。

一九四九年，蔣家政權在大陸打敗戰而逃亡來台後，蔣氏父子隨即把特務黑網密布於台灣全島，以非人性的白色恐怖手段，企圖毀滅台灣民族主義（除了任意殺人、放火、綁票、逮捕之外，更禁止台灣人講台灣話及學台灣史，壓抑台灣人歷來的生活習慣，偽造歷史，強姦民意等）。其亦以政治權力的強制手段造成經濟特權，再以經濟特權鞏固中華民國殖民地體制，由此一人獨裁一黨專政的殖民統治台灣的社會、文化、媒體、思想、宗教等台灣人生活的每一層面。

一九七五年蔣介石死亡，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而後台灣人李登輝（一九八八—二○○○）、陳水扁（二○○○—二○○八）相繼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但這將近二十年歲月，卻以「假」民主塗抹一切，除非推翻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建立台灣自主的民主國家，台灣人是不可能達成民族獨立，而實現祖先傳來的宿願「出頭天做主人」。

台灣人三個族群的福佬、客家、原住民，必須團結在台灣大框架的「台灣民族」之下，並使居住台灣的三百萬外來的中國人，自我淘汰中華民族的侵略、反動的思想，學習進步、革命的思想，與台灣民族主義者共同努力建立台灣民主共和國，二千萬台灣人與三百萬在台中國人，才能得到自由、平等、和平、繁榮的生活。

中國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以大漢族主義、大一統主義的中華思想的「侵略的中華民族主義」為絕對理念，欲以武力侵略台灣。中國共產黨，比中國國民黨更加以慣用的偽造歷史強姦民意的陰謀手段，廣泛的宣傳欺騙自己，也混淆世界視聽：「台灣從古昔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統一（中國併吞台灣）是台灣人的民意。」中國共產黨第二代獨裁者鄧小平曾經公開表明：「中國共產黨員是共產主義者，但更是中華民族主義者」，來表示「侵略性中華民族主義」的優先思考。

中國共產黨極權國家自從度過「文革浩劫」（一九六六—七六），實行經濟改革（從共產主義革命轉變為所謂「社會主義市場制」），而使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逃過崩潰瓦解的下場，現已成為走向跨世紀的軍事霸權與經濟強權的「共產帝國主義國家」（一九七○年代，周恩來發明這一句話，罵蘇聯的世界霸權主義）。

中國共產黨極權國家要併吞台灣的動機，與台灣人的抗議主張是：

1. 中共硬說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想併吞台灣以消滅所謂「中國叛亂團體」的中國國民黨，以期完成「大一統」。但台灣人主張，台灣是歷史上台灣人祖先以血汗得來的不可侵犯的領土，寸土不可喪失，誓死反對中國併吞。

2. 中國因地理關係，被困成「大陸國家」，所以中國共產黨企圖衝出大海洋成為「海洋國家」，故先下手併吞台灣，然後控制太平洋，終極目標是征服全世界（新版的「中華思想」，必先要併吞台灣為重要基地）。但台灣人為了實現祖先所傳下的「出頭天做主人」的宿願，以期台灣的殖民地解放，民族主體獨立，並貢獻世界和平，誓死反對中共併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