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的民族與真實的我們：為什麼我們該質疑民族主義，而重新看見彼此的真實

一、當身份信仰凌駕於人的苦難之上，我們還能彼此看見嗎？

你如何判斷一個人是「自己人」？是說著和你一樣語言的人？有相似膚色？一樣的信仰？政治立場？還是價值觀？
這樣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藏著我們對「人」的分類邏輯。許多人會說，當然是「和我站在一邊的人」，但什麼才算是「一邊」？在民族主義強勢的敘事中，這個「邊」往往不是基於人的處境或善惡，而是是否符合「愛國者」的身份想像。

你或許見過那位轉發過百次的上訪戶。他出差時，母親和妻子在夜裡被破門而入、電擊後拖走，房子在睡夢間變成廢墟。等他趕回家，只有殘瓦與一條橫幅。他沒有攻擊誰，只是想問一個理由。他被拘留三天。法院和檢察院拒絕他的起訴。最後，他哭著寫下一封微博，指責了當地拆遷辦和政府。

然而，評論區裡卻充滿了這樣的聲音：

「又來給國家抹黑了？一個巴掌拍不響，我看是想多要點錢談崩了吧。」
「現在的人真是為了錢什麼都幹得出來，你弱你有理啊？」
「這背後是不是有境外勢力啊？太像了。」

這樣的語言，我們在很多地方都聽過。它們出現在災難、暴力、腐敗或壓迫的見證之下，總是第一時間跳出來，不是為了理解，不是為了聲援，而是為了維護一個虛構概念的完整性——「國家不能被質疑」、「民族不容懷疑」。

那麼，問題來了：
為什麼一個虛構的概念，會比一個真實的人，比一條生命，比一段哭訴還要重要？

二、民族與國家：從虛構到現實的迷思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所謂的「中國人」、「韓國人」、「美國人」，到底是誰？我們真的見過這些人嗎？我們能保證他們和我們有一樣的生活、一樣的想法？那我們為什麼會對一個從未謀面的人產生親近感，卻又對另一個同樣素昧平生的人充滿敵意，只因為他的國籍、語言或血統不同？

政治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中指出：民族是一種被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人們即使彼此不認識，卻在心中想像著他們共享同一身份、同一命運。
這句話點破了一個很多人不願面對的事實：我們對「同胞」的感情，對「敵人」的仇恨，很大程度上不是來自於彼此的真實經歷，而是來自我們被灌輸的故事——課本、媒體、口號、紀念日、國歌。

這樣的「共同體」是一種被選擇性建構出來的幻想，它在我們的成長中不斷被強化。我們參加升旗儀式、唱國歌、背歷史課本，被教導誰是英雄，誰是敵人。即使我們未曾親歷戰爭、未曾跨出國境，也會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我們」對「他們」的情感傾向。

但這種傾向，往往不是用來建立理解與連結的，而是用來動員與排斥的。

歷史上，民族主義無數次被用來動員人民進入戰爭與暴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數以百萬計的歐洲人相信自己是為了祖國榮耀而戰，結果死於毫無意義的戰壕之中。
納粹德國以「日耳曼民族的純潔」為名義，發動戰爭，屠殺數百萬猶太人與少數民族。
在盧旺達大屠殺中，政府以「圖西人不是我們民族的人」作為理由，鼓動民眾對鄰居、同事、朋友下手。
即使在今天，一些政權也會將對體制的不滿者標籤為「境外勢力」、間諜、叛徒——只因為他們提出質疑，或試圖維權。

這種民族主義的敘事有兩個核心功能：
一是選擇記憶，告訴你哪些歷史是值得記得、哪些要被遺忘；
二是劃定敵人，將一切批評、差異與抗爭視為「破壞民族團結」、「抹黑國家形象」。

我們在第一部分提到的那位上訪者，他的痛苦並不是因為反對民族，而是因為他在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中，不再被看作「我們的人」。他站在廢墟上求助，卻被評論區指責「坐地起價」、「別給國家抹黑」、「你弱你有理嗎」。他的傷口不是被包紮，而是被抹成「政治正確」的死角。

這樣的民族主義不再是文化上的歸屬感，而是一種拒絕共情、劃清敵我的機器。
它讓人相信，只要你站錯邊，就不值得同情；只要你質疑體制，就不再是「自己人」。

而現實是，你可以和語言相通的同胞毫無共鳴，卻與語言不通的異國友人一見如故。你可能與菲律賓的看護、瑞典的難民、內地的農民工有著一樣的焦慮——高房租、不安全感、被制度忽視——但你不會把他們看作「自己人」，只是因為他們不符合民族的標籤。

所以問題來了：
既然「民族」是想像出來的，我們是否也能想像出另一種共同體？
一種不依賴血統與語言，而依賴共同價值、處境與理解的聯結？
一種不是靠製造「他者」來凝聚內部，而是靠尊重「每一個人」來建立歸屬？

這也引出了我們的下一個問題——
我們到底是怎麼定義「自己人」的？這種定義方式是否已經限制了我們去關心更多人的能力？

三、我們怎麼定義「自己人」？

如果你現在在路上摔倒，是誰會停下來扶你？
是因為他和你說一樣的語言？還是因為他剛好在你身邊？
是因為他和你有共同的祖先？還是因為他願意伸出一隻手？

我們常說「自己人」，但其實很少認真去想過，我們到底是怎麼劃定「我們」和「他們」的。為什麼我們不以處境來分群體，而以出生地？不以價值觀來定義親疏，而以護照的顏色？我們為什麼不問「你相信尊重與自由嗎？」而是先問「你是哪裡人？」、「你是哪國人？」

想像兩個人——一個是你從未見過的同胞，他支持極端暴力、鼓吹仇恨言論；另一個是來自你從小被教導要警惕的「敵對國家」的人，但他溫和、尊重他人、關心社會正義。請問，誰更像你的「自己人」？

事實上，在這個日益流動、交融的世界裡，「自己人」正在悄悄換一種方式出現——那些和你做著相似的工作、抱有共同信念、為類似的事情努力的人，更容易成為你真正的同伴。

我曾與一位在歐洲非政府組織工作的朋友深聊。他說他最能感受到「自己人」的時刻，是和來自敘利亞、菲律賓、哥倫比亞的同事一起做救援培訓時。他們語言不同，宗教不同，但每個人都在為保護平民、阻止暴力、建立和平而努力。那一刻，他比在國內某些冷漠同胞身邊時，更有歸屬感。

一位教師可能在烏干達和阿根廷的同業身上看到對知識的敬畏；一位記者可能在烏克蘭和香港的同行中感受到對真相的堅持；一位勞工或農民可能在另一片陌生的土地上，認出那種對生活艱難的深切理解。

這些新的聯結方式，建立在一種更穩固、更深層的基礎上——共同的勞動、責任、尊嚴與信念。

而這一切，都離不開一個詞：普世價值。

在民族主義的敘事中，普世價值常被污名為「西方的洗腦工具」，但事實上，尊重生命、追求自由、捍衛尊嚴、反對壓迫，從來不是某一個文明的專利。你不需要說英語，才會覺得誠實比謊言重要；你不需要拿著憲章，才會直覺地知道殘忍是不對的。

看看香港，當一群年輕人在街頭高舉「自由不是犯罪」的標語，冒著催淚彈、警棍與監禁的風險捍衛他們的生活方式時，世界各地的普通人為他們聲援、奔走，甚至自發組織集會。這些支持者不一定認識香港，也不一定有實際利益，但他們知道壓迫是不對的，自由值得守護。

再看看烏克蘭，當俄軍開進基輔、平民死於導彈時，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者、記者、駭客、醫護人員、甚至難民，主動站出來，用他們各自的方式對抗暴力。
有人提供庇護、有人提供食物、有人為前線平民募款、有人試圖讓信息突破審查。這不是因為他們是烏克蘭人，而是因為他們也是人，他們知道：在自由與尊嚴被踐踏時，沉默就是共犯。

普世價值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跨越了語言與邊界，它不是由上而下施予的教條，而是人們從自身經驗中不斷累積出的共識。
它讓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上班的公務員，願意每個月捐出一小部分薪水幫助戰地兒童；也讓一位台北的學生，在香港抗爭者被捕時自發為他們寄書、寫信。

在這樣的共同體裡，「自己人」不再是出生時就註定的身份，而是選擇的結果。
你選擇尊重他人，那麼所有願意尊重他人的人，都是你真正的同伴。
你選擇反對不義，那麼所有站在不義面前不肯低頭的人，都是你的「我們」。

這樣的「我們」，不需要邊界，不需要血統，不需要敵人。它靠的是理解、信任與共同奮鬥。

四、為什麼民族主義是一種過時的歸屬？

民族主義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它不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情感，而是現代世界才發明出來的一套信仰。

在封建社會裡，人們的身份更多取決於家族、村落、宗教或君主，國家的概念並不普遍。民族主義興起於近代，是印刷資本主義、國民教育、現代國家治理共同催生的結果。它曾經有過正面作用：在殖民地時代，它幫助被統治的人民組織起來反抗外來壓迫；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它提供了動員的語言和想像。

但進入全球化時代之後，這套系統越來越暴露出它的問題：它把本來可以是流動、多樣的人群，重新劃回一個個僵硬的、相互對立的「身份容器」。

今天，我們生活的現實遠比民族主義的敘事複雜得多。
一位來自阿富汗的家庭在瑞典經營餐館，孩子在學校和索馬里的同學一起長大；
一位台灣留學生在德國街頭為氣候正義遊行，身邊是來自巴西與波蘭的同伴；
一位在北京出生的女生，可能每天在手機上與日本、美國、南非的朋友聊天討論電影、哲學與難民問題。

但在民族主義者的世界裡，這些人仍然要被貼上標籤，被問「你是哪國人」、「你站在哪一邊」、「你夠不夠愛國」。他們的行動被懷疑、被限制，他們的歸屬感被否認。

更嚴重的是，當民族主義與國家機器、極權政治結合，它就會成為壓制個體、排斥異己的強大工具。你一旦不符合主流敘事，就可能被當成「背叛者」、「間諜」、「境外勢力的走狗」，即使你只是說了實話、保護了某個被打壓的群體、甚至只是沉默。這種將人簡化為「敵我」的邏輯，在信息社會中表現得尤為極端：一張照片、一句話、一條分享，就能讓你從「我們」變成「他們」。

民族主義的另一個問題是它需要不斷製造恐懼與敵意來維持自身的正當性。
它害怕人們有太多選擇，害怕人們在別的價值體系中找到歸屬，害怕人們說「其實我們沒那麼不同」。所以它不斷提醒你：「外國人不可靠」、「我們有自己的道路」、「這是文化入侵」、「愛國就是服從」。

可是，真正的歸屬感不是靠排斥建立的，它不是「你不夠像我所以你是敵人」，而應該是「你願意理解我、與我並肩，那你就是我的人」。

我們當然可以對文化有情感，對歷史有連結，對土地有熱愛，但當這些情感變成了排斥異己、犧牲真相、扼殺人的工具，那它們就已經變質，不再值得維護。

民族主義不是沒有用過，但它不應該成為我們在21世紀還需要堅守的信仰。
在這個資訊流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人的身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複雜的時代，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邊界，而是更多的理解與聯結。

這也帶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我們到底要把人的價值建立在哪裡？在他的出生證明上？還是在他真實的選擇與行動上？

五、人的價值高於身份的標籤

在我們的身份證上，有一個國籍欄；在填表時，經常要選擇「民族」；在網絡平台，帳號旁邊會標註你的所在地，語言，時區。但在這些資訊背後，那個真實的人在哪裡？

我們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時，都沒有選擇自己的出生地、血統、膚色、語言，也無法選擇自己的姓氏與國籍——這些都是社會替我們決定的「預設條件」。可惜的是，太多時候，這些預設條件反而成了評判一個人價值的全部標準。

但人，不應該被簡化為一組標籤。

一個誠實的勞工、善良的醫護、堅韌的母親、勇敢的抗爭者，他們的價值不應該取決於國籍、民族或政治立場，而應該來自他們選擇如何活著——選擇站在誰那一邊，選擇怎樣面對痛苦與不公，選擇成為怎樣的人。

我們在這個時代看見過太多標籤戰勝人的例子：

• 一個支持女性權益的伊朗女孩被自己的父親「名譽處決」；

• 一位在香港街頭送傘給陌生人的中年人，被打上「暴徒同情者」的烙印；

• 一位反對戰爭的俄羅斯藝術家，在社交平台上發了一張白紙，結果被逮捕；

• 無數站出來保護家園、保護親人、保護真相的人，因為不符合主流敘事，而被視為背叛、被孤立、被攻擊。

這些人，無一不是用他們的行動證明了一件事：人的價值不是來自他所屬的群體，而是來自他是否還保有人性。

當我們說「不做沉默的大多數」、「不與惡為伍」，我們不是在表達政治立場，而是在提醒彼此——在這個將人編碼、分類、歸檔的時代，我們仍然擁有選擇善良與勇氣的自由。

真正應該成為「我們」的人，是那些拒絕冷漠、反對暴力、保有憐憫與良知的人。哪怕他來自一個你從未聽過的地方，說著你完全不懂的語言，只要他願意理解、願意守望，他就是我們的人。

這樣的認知不是理想化的幻象，它已經在世界各地真實發生。
當一位中國公民簽下聲援烏克蘭的請願信；
當一位德國護士走進香港的示威現場為人包紮；
當來自十幾個國家的網友為被打壓的聲音發起聲援行動；
我們就看見了：人，遠遠大過身份。

而當人比標籤更重要，這個世界就還有希望。

六、多元是力量，而不是威脅

每當社會出現分歧與變化，總會有人站出來說：「這是在瓦解我們的文化」、「我們不能接受這麼多外來東西」、「我們的民族正在被稀釋」。

他們說的「我們」，指的是某一種語言、某一種膚色、某一套價值、一種集體記憶。但如果我們冷靜下來看，這樣的「我們」，真的存在過嗎？

這其實是一種虛構的共同體。
它不需要你真的見過對方、了解對方、與對方共同生活，只要你願意重複某種符號（國旗、語言、血統、儀式），你就是「我們」的人；反之，哪怕你與我們一起受苦、一起奮鬥，只要你不符合符號，你就是「他者」。

但真實的共同體不是這樣的。它建立在日常的相遇、真誠的交流與具體的合作上。

我見過這樣的共同體：

• 一個由無國籍移民、地方社運者、年輕律師組成的互助網絡，替被驅逐的人尋找庇護與法律資源；

• 一個由香港、緬甸、伊朗與白俄羅斯的異議者共同開設的線上平台，互相教彼此如何突破審查、保存證據、保護資訊安全；

• 一個歐洲的小學裡，孩子們來自十多個國家，但他們一起畫畫、踢球、學習彼此的語言，誰也不是外人。

這些不是理想化的夢，而是真實的共同體。他們可能不擁有共同的歷史敘事，但他們共享當下的經驗與未來的希望。
他們不是靠血統凝聚，而是靠選擇——選擇站在彼此身邊。

多元不是脅迫，不是混亂，也不是「被同化」。多元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自由：你可以是誰都可以被尊重，別人也可以和你不一樣，但彼此仍然可以合作、共處、共建。

這樣的多元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具體能量的來源。
在知識社群中，多元讓不同學科對話，誕生創新；
在城市裡，多元讓各種文化交匯，使生活更豐富；
在社會運動中，多元讓不同群體彼此聲援，構成更廣泛的力量聯盟。

而最重要的是，多元能讓我們重新思考「我們」的含義：
我們不需要是同一種人，但我們可以為同一件事奮鬥。

所以，真正的「我們」，不是由血緣構成的牢籠，而是由選擇構成的同行者。

虛構的共同體用想像編織忠誠，真實的共同體用理解建立聯結。
前者讓你為一個抽象的名字去仇恨他人；後者讓你在現實中與陌生人彼此守護。

這世界已經夠困難了，如果我們還要用語言、膚色與國界來排除彼此，那我們就真的輸了。

多元不是脆弱的裂痕，而是構成真實共同體的根。

七、結語：虛構讓人服從，真實讓人看見

我們花了一生的時間，學會如何稱呼自己：某個國家的人，某個民族的後代，某個文化的繼承者。
這些詞彙像一層層外衣，穿在我們的名字、臉孔、聲音之上。它們讓我們迅速找到位置，也讓我們忘記自己是誰。

民族主義的幻覺在於：它用最簡單的故事，取代了最複雜的真相。它讓你相信，只要你屬於某個群體，你就是正義的、有價值的、可以對他人不負責的。
它讓你在看到別人受苦時，能理直氣壯地說：「他們活該」、「他們不是我們的人」、「他們給國家抹黑了」。

但真相是，沒有人天生該被壓迫，沒有人天生該沉默。

一個被強拆的人不是威脅國家的敵人，他只是想讓母親有個可以睡覺的屋頂；
一個被拘留的異見者不是「境外勢力」，他只是還沒學會如何閉嘴；
一個在街頭高呼自由的人，不是叛徒，他只是拒絕讓自己變成沉默的人群之一員。

民族主義要求你忠誠於一個名字、一面旗幟、一段歷史，但真正的忠誠，應該是對真實的人的忠誠：對受苦者的忠誠，對勇敢說話者的忠誠，對真相與良知的忠誠。

我們不能選擇出生在什麼國家、擁有什麼護照，但我們可以選擇在面對不義的時候，把誰當成自己人。
我們可以選擇，在虛構的共同體要求我們排斥、敵視、仇恨的時候，轉身去擁抱那個真實的人。

這是比「愛國」更難的愛，比「效忠」更真誠的連結。它需要我們放下自我陶醉的身份幻象，承認我們其實都很渺小，很脆弱，很相似。它需要我們理解：真正能讓這個世界變好的人，不是最「像我們」的人，而是那些還願意相信別人值得被愛的人。

或許有一天，當我們再說「我們」的時候，說的不是膚色、語言或血統，而是那種不肯放棄人的價值的信念。那時，我們會真正屬於一個共同體——一個真實的共同體，一個由自由與共情構成的共同體。

到那時，我們才終於可以說：我們，真的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