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死於滑手機的那一刻

一、引子｜日常動作的代價

幾乎沒有聲音，也沒有反抗的動作。手機螢幕亮起，健康碼綠燈閃爍，人們習慣性地點頭、通行，然後繼續向前。這個過程流暢而安靜，直到有一天，有人意識到：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失去了什麼。

在中國，公共監控系統的存在已經不再是一個「現象」或「新聞事件」，而是內建於生活秩序之中的一套結構。據估計，該國目前設置了超過5.7億個監視鏡頭，從地鐵入口、學校周邊到住宅社區與鄉村道路，幾乎無所不在。這些鏡頭並不僅僅記錄畫面，它們與臉部辨識演算法、行為預測模型與公民身份資料相連，組成一個橫跨線上與線下的數據控制網。

這個系統的邏輯與運作方式，外界已逐漸能夠輪廓化地觀察到。科技提升的不只是效率，也讓國家治理邁向了前所未有的精密度與即時性。在中國政府的說法中，這是一種「智慧治理」，用來提升安全、維持穩定。但對無法選擇退出的公民而言，這更像是一場無法申請豁免的長期試驗。

在疫情期間，這一套系統被賦予新的功能與合法性。健康碼與行程碼，最初以疾病防控為由推行，很快便與身份認證、地理定位、行為記錄、社會信用等資料深度結合。一個人的「健康狀況」可以在未經告知的情況下被重新定義——由演算法判斷你是否可疑，而不是醫療報告。數位決策成為日常生活的通行證，或是一道無形的鐵門。

在這樣的情境下，個體所面對的不僅是「失去匿名」的問題，而是被編碼、被預測、被標記的風險。我曾親歷一次普通的抗議行為——為了獲得外出的自由，我剪開了封控的鐵絲網。在與參與調查的警察溝通的時候，我發現他們知道我過去的居住記錄、手機號、社群帳號，甚至知道我曾轉發過的一篇文章。這不是我個人的特例，而是成千上萬個中國人正在經歷的現實——因為我的行為「偏離預期」，所以被認為是「危險份子」。

這種偏離，正在成為演算法預防式懲罰的起點。它並不需要司法程序，也不必經過人工審查。它只需要一個模型、一組指令，一條線被越過，懲罰便自動生效。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系統並未止步於國內。根據Tuta的調查，超過80個國家已經從中國企業購買了相關監控技術與服務，其中包括一些民主制度薄弱的國家。中國不僅輸出硬體，還提供訓練、策略諮詢，甚至推廣「社會穩定維護」的治理經驗。這套被構建於技術與統計學基礎之上的體系，正在全球擴散——不以軍事佔領的形式，而是透過供應鏈與平台合作，逐步改變其他國家的公共治理邏輯。

當監控變得無所不在、無須解釋、無從質疑，那些看似平凡的動作便開始改變其含義。而在這樣的日常中，自由並非轟然崩毀，而是悄然退場。

二、技術如何賦能專制：數據治理與演算法懲罰

在中國，權力不再僅由人行使。演算法、資料庫與自動化決策系統正在逐步取代傳統政治動員與人力治理。這並非一場悄悄進行的科技更新，而是一場權力結構的深層重組。

當局長期以來都希望能「看見所有人」。如今，透過數據治理，這一目標已不再是幻想。從購票紀錄、酒店住宿、網絡行為到實體移動軌跡，一個人的行為軌道可以在幾秒鐘內被重建；他的社交網絡、資產狀況、宗教傾向、曾使用過的應用程式，乃至情緒波動，也可以通過交叉分析被標記為潛在風險。

這套機制背後並不依賴單一工具，而是一種系統性的思維方式：將每一個人轉化為一組可以運算的風險模型，並依照模型輸出的評級結果，決定他們是否可被信任、是否可被放行、是否需要提前介入。

「社會信用體系」正是這一邏輯的具體化。該體系透過多種資料來源評估個體與企業的「信任度」，理論上是為了鼓勵誠信與履約，但在實踐中，它也被用來限制出行、凍結資產、降低社會參與權。部分地區已出現案例，有公民因為在網絡上轉發被認定為「不當言論」的文章，其信用等級被下調，導致無法購票、無法申請貸款，甚至其子女被限制報考某些學校。

而這些處罰，大多不經由公開審查或司法程序，甚至不需要通知當事人。懲罰「自動發生」，人們只能從後果中推測出自己曾經「犯了什麼錯」。

在疫情期間，這種邏輯以更大規模的形式被部署。根據多項報導，中國的健康碼系統並不僅依賴醫學標準來判斷風險。部分地區的居民發現，即使自己無任何接觸史或症狀，健康碼依然會被標紅。其中一些人曾是訪民、上訪者或參與過政治活動。還有一些人因為自己的錢存在村鎮銀行中無法取出，而想去討要說法。系統沒有告訴他們為何被禁足，也沒有提供異議申訴的管道。紅色碼只出現，然後停留——成為進出社會系統的阻斷器。

這種由演算法驅動的社會分級制度，實際上是一種預防性懲罰邏輯：懲罰並非基於你做過什麼，而是基於系統判斷你可能會做什麼。這與傳統司法制度「無罪推定」的理念背道而馳，卻被包裝成一種風險管控的理性選擇。

我的一位朋友，只因過去參與過一次和平請願活動，就在一年後無預警地被限制申請護照。他無法得知是什麼部門作出決定，也找不到任何明文條款對應這項限制。他不曾被起訴，更未受審，但卻被實際剝奪了出境自由。當他向出入境管理處查詢時，收到的答覆是：「系統顯示你不宜出境。」

這是技術賦權專制最典型的表現形式：不需要命令，也無需警告，只要在系統中被定義為例外者，便可被即時排除。

這樣的治理方式具有明顯的政治效益。它避免了社會動盪、免除了輿論衝突，並能在不引發強烈社會反彈的情況下，對潛在異見進行降溫或隔離。它讓懲罰變得無聲，讓統治變得無形，也讓責任變得不可追問。

最終，懲罰不再是刑罰意義上的痛苦，而是一種「行動的不可能性」。你仍然自由，但無法購票、無法轉帳、無法註冊帳號、無法進入車站；你仍然活著，但社會系統已將你默默剔除。

這正是當代數位極權的特徵：它不是讓你消失，而是讓你漸漸無法存在於公共領域。

三、日常裡的監控：自我審查的邊界模糊了

在中國的城市街道上，監視鏡頭已成為城市風景的一部分。它們被固定在電線桿上、建築物轉角處，或被嵌入路燈、公交站牌和學校門口上方。從某些角度看，這是一種城市現代化的象徵：技術與秩序共同維持社會運行的效率。但對許多公民而言，這些攝像頭與其說是「看守」，不如說是一種持續存在的「提醒」——提醒人們，他們始終被觀察著。

這種感知最初是模糊的，往往在無意中浮現。例如當人們在地鐵站刷健康碼，系統會自動記錄位置與身分信息；當他們與友人通話，電話另一端突然出現短暫的靜音；當一則新聞被迅速刪除，發帖者帳號隨之被封，甚至連轉發者也收到警告。這些現象一再發生，久而久之，便塑造了一種「預防性沈默」的文化。

言論自律變得日益普遍。不只是公眾人物或學者，連普通上班族也開始避免在微信朋友圈評論政治、在微信群裡轉發未經證實的消息，或在豆瓣與知乎上參與敏感議題討論。這不單是對風險的迴避，更是一種逐漸內化的行為模式。

「這不能說」、「那句話會被檢舉」、「別在這裡講」——這些非正式的警語，構成了另一套言語秩序，在官方審查之外，由民眾彼此提醒、彼此規訓。社會監控，透過平台政策與社交網絡，在人與人之間自行實現。

一位曾因微博評論「防疫政策太過激進」而被封號的年輕人說，他現在即使在私下聊天，也會習慣性自我審查。「我知道沒人在看我，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沒人在聽。」這種不確定性，正是控制的力量來源。

而這一切，往往是在沒有明文法律、沒有通知、也沒有申訴機制的情況下發生的。當平台依據內部「社區規範」下架一篇文章，當帳戶在未說明理由下被禁用，當一段評論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被屏蔽，當事人只能接受結果，因為系統背後沒有可溝通的對象，只有「技術」本身。

但在日常生活中，這些結果是真實的：帳號被封就意味著失去與他人聯繫的方式、支付的工具、甚至獲得資訊的通道。行為變得更小心，語言變得更模糊，而個人的存在感也變得更稀薄。

這是一種不以暴力為形式的統治。它不以鎮壓為訊號，而是讓人們主動讓渡表達的權利、迴避被可見的風險、接受自身被「低量曝光」或「消失在演算法」之中的命運。這種技術化的懲罰形式，被一種貌似中立的語言所掩蓋——它被稱為「社區管理」、「平台治理」、「用戶體驗優化」，但其實質，是對話語空間的系統性壓縮。

當一個社會的公民不再敢說出他們真正的想法、不再敢對不公發出質疑、不再相信彼此之間的安全感，那麼即使外表秩序井然、數據指標向好，它內部的民主活力與公共精神早已被抽空。

這些變化並不會立刻導致恐懼，也不會馬上激起反抗。它們更像一種逐漸升溫的水，一點一滴地煮熟其中的青蛙。而當人們終於意識到變化時，真正能夠轉身逃離的出口，往往已經被悄悄封死。

四、技術外包的專制：中國監控體系的全球輸出

當中國構建起一套幾乎無所遁形的監控機器時，它並未選擇將其封存為內政工具。相反，這個龐大的體系——包含技術、硬體、管理模式與政治邏輯——正在以某種近乎默契的方式，進入其他國家的社會結構之中。

根據Tuta和國際記者聯盟的調查，中國的數位監控技術已被出口到至少80個國家，多數集中在民主制度脆弱、資訊審查機制鬆散或本地科技能力有限的地區。這些出口形式多樣，從攝像頭、臉部識別系統，到社會信用模擬平台與大數據分析軟體，甚至包含完整的「智慧城市」方案包裝。中國的科技公司在這些交易中往往不只賣設備，更賣一整套技術治理邏輯——如何辨識可疑對象、如何管理街區動態、如何將數據與安全部門對接，乃至如何包裝這一切以避免公眾反彈。

這種輸出模式最初被視為經濟戰略的一部分。以「數位絲綢之路」為名的倡議，將監控技術與基礎設施建設、通訊網絡擴張、地區發展合作緊密綁定，成為北京對外政策的延伸工具。然而，在某些國家，這些技術已開始發揮實質性的政治功能。

在辛巴威，反對派人士指出，執政黨透過中國提供的監控技術來追蹤集會與線上言論。在塞爾維亞，政府與華為合作設立的「安全城市」平台被指在示威活動中對參與者進行人臉識別並標記。這些行為並未引起當地大規模抗議，部分原因是這些措施被包裝為「治安強化」或「現代化管理」的一部分。

這是一種不以意識形態為主體的專制出口。中國不要求這些國家模仿其政治制度，但它提供了「如何統治」的工具——一種低成本、高效率、技術中立、政治高度可控的治理解決方案。

甚至在某些民主制度健全的國家，這種技術也正悄悄滲透。義大利、西班牙、德國的部分城市在公共安全建設中引入了中國製造的監控設備；美國的一些學區與警察單位曾在未經審慎審查的情況下採用華為或海康威視的硬體。這些設備本身並不直接導致專制，但它們降低了政府實施高度監控的技術門檻，使侵犯隱私的手段更容易被「日常化」。

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地區的例子尤其值得關注。根據人權觀察組織報告，部分用於辨識與追蹤巴勒斯坦人活動的監控設備，來自中國廠商，包括曾參與新疆監控部署的企業。這些技術被用來即時識別街區出入者、交叉分析家庭關係與宗教活動，並可能與軍事控制系統連接。當監控從治安管理工具升級為政治控制工具，技術與統治的界線便變得模糊不清。

這一切構成了一種新的全球風險：治理專制的模塊化與去政治化。 國家不再需要創建一整套威權政體，只需安裝一套來自中國的數位治理系統，就能在不更動憲法與選舉制度的情況下，大幅擴張對民眾的可見度與控制力。

這種控制並不總是來自惡意，而往往是出於效率與便利的考量。但正是在這些非政治語言的包裝之下，政治選擇被悄悄完成：透明、追蹤、篩選、預警——這些詞彙不再與「人權」、「自由」處於同一個語境中。

而這場技術主導的轉向，正在改變全球治理的基準線。當愈來愈多政府發現可以在不需鎮壓、不用辯論的情況下，輕鬆掌握公民行為模式與思想傾向時，自由社會的邊界便被進一步壓縮。

它不是中國的問題，而是我們每一個社會，在沉默與便利之間所做選擇的後果。

五、我們還有選擇嗎？

在一個越來越數位化的世界裡，自由不再像過去那樣以思想表達或政治集會的形式遭到正面壓制。它更多地是通過一連串看似無害、甚至便利的技術選擇，被默默地削弱——而這正是它最危險的表現形式。

我們不再需要審查官。社群平台的演算法已能自動識別、降權、封禁「風險內容」；我們不再需要秘密警察，只需一套應用程式，就能在無需詢問的情況下獲取位置、行為與聯絡人資訊；我們不再需要政治命令，因為技術已足夠強大，可以自行「優化」言論空間、排除「異常個體」、預測與干預尚未發生的事件。

這一切的代價不總是立即顯現。有時，它是某篇文章打不開；有時，是一次帳戶無預警被封；更多時候，它是你在深夜刷手機時突然停下手指，思考一句評論是否「值得發出去」。你並沒有被阻止——你只是自己決定不說了。

那一刻，自由並沒有劇烈倒塌，也沒有驟然消失。它只是，靜靜地死去。

這種逐步內化的監控文化，正在使得對自由的想像本身也變得陌生。當你從未真正經歷過匿名言論、無監控的出行、免除數據追蹤的生活，那麼「自由」就不再是一個可見的喪失，而只是一個抽象的詞語——與現實無關，與自己無涉。

我們是否還有選擇？

在中國，對大多數人來說，答案可能是悲觀的。監控體系已深度嵌入制度、社會與文化結構之中，不再是臨時措施或政權危機下的特例，而是政務治理的預設選項。就像人們早已習慣在進站時出示健康碼，在進門時面對攝像頭，在網路上以代稱與諧音自我審查——那不再是一種壓力，而是一種秩序。

在其他國家，形式也許不同，但邏輯正在趨同。技術的便利性與政府對風險控制的慾望，構成了一個雙重推動力，使越來越多的民主社會採納「中國式解決方案」。而當這些技術一旦部署，往往難以撤除；當監控成為政策常態，往往也無需再經過社會辯論。

真正的問題是：當你察覺自己不再擁有自由時，你是否還擁有說出這件事的空間？

我們或許仍然擁有一些選擇，但那些選擇正在迅速變得象徵性、邊緣化，並被語境剝離。在不久的未來，可能會有更多人開始懷念那個可以自由上網、可以在不被記錄的情況下與人說話、可以走在街上卻不被機器掃描的年代——而那個年代，對我們而言，已成過去。

自由，不會因為人們熱愛它而自動延續。它更常在滑手機的那一刻，在一個無聲的決定之中，被我們親手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