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書寫過程，瞿筱葳直道：太近身了，不好寫。她曾經想把寫好的書稿存放硬碟，不願付梓，最後還是交了出去，原因是：幾乎沒人寫「這一批知識社群」的故事。《訪父記：他的白髮，與我們的時代》出版成書，恰是三月學運35周年前夕。

在我那有限生命的區間內，我將會牢牢地記得這些故事，這些真實的人，真實的衝突與犧牲。確保這些事件不被扭曲、改寫，確保歷史將會在我的記憶深處被保存，記得曾經有一群香港人曾為了民主、公理正義、自由而奮鬥。

我想，人民意識的覺醒是最後的力量，不只讓「選賢與能」成為慣性，更需要「學運」的加持，在這個資訊流通查詢便利的時代，應該善用網絡力量，每個人都能冷靜分析是非對錯的判斷，阻絕謊言的假象，加強從真實探究真相的能力。凡是不公義的政策與施政現象，知識分子的年輕代表就要勇於發起改革的號角，不僅「知識就是力量」，青年的熱血更是國…

1989年5月底，那時任職中時晚報的楊渡從馬尼拉快速取得台胞證， 和駐外記者徐宗懋轉飛北京，和另兩名同事會合， 共同採訪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他到達時，引起國際關注的學生抗爭活動已進入尾聲， 最早佔領廣場的北京市各大學學生已決定要撤離， 但其他從東北、南京、西安、廣東的學生分批抵達， 他們主張持續留在廣場，戰到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