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中國滲透》頑強抵抗的民主之島

第七章 頑強抵抗的民主之島：中國對台灣的政治作戰概述

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原訂於1950年入侵台灣的計畫，因介入韓戰而失敗。但一張1977年的宣傳海報支持了北京針對台北和華盛頓的心理戰，顯示中共不放棄以武力奪取台灣的決心。直至今日，統一台灣仍然是中國政治作戰的主要目標。

以下是對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概述，將有助於理解中國對台灣主權主張的論述基礎，以及針對這個島國的政治作戰行動為何有其必要性。相較於中泰關係，位於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之間的兩岸關係，在學術文獻資料上已有廣泛的討論，因此本章結構略不同於第五章，提供較少的歷史背景，更專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中華民國」爭議關係的特定觀點，以及政治作戰在這種關係下的角色為何。

石明凱和蕭良其的研究中，將台灣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作戰的主要目標。中國針對台灣的政治作戰行動中，認為戰爭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摧毀中華民國，並將台灣與共產主義中國「統一」的主要手段。中共表示，台灣的民主政府制度「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權威構成了生存挑戰」。此外，北京尋求「在『一國兩制』原則下，使中華民國在政治上服從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對中國內戰期望的最終解決方案，包括摧毀中華民國這個政治實體，並將台灣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北京希望贏得這場內戰的最後勝利，而不必使用純軍事力量，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已明確表示，如果認為有必要，他將動用武力。

從兩岸關係解讀台灣的政治地位

第三章詳細介紹了中共政治作戰行動的歷史概況，其行動中大量聚焦於中華民國和台灣，因此本章將聚焦在當前台灣政治實體的主權問題上。重要的是要審視台灣與最終繼承中國地位者的關係—中華民國（台灣）與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對峙，以及共產黨與國民黨間的長期內戰。

中國對台灣持續不斷進行政治作戰的原因顯而易見。從一九二○年代到一九四九年，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爭奪中國的控制權。中共最終取得了勝利，將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從大陸趕到了台灣。毛澤東和共產黨隨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聲稱其對定義不斷演變的整個「中國」擁有主權，其中包括台灣。然而，由於國民黨從未投降，中國內戰在技術上從未結束，儘管中華民國不再聲稱統治全中國，但它仍然主張在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

在美國的支持下，中華民國已經從獨裁政府演變成充滿活力的民主政府。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迅速在中國大陸建立了殘暴的獨裁政權，造成數百萬中國人民的死亡，並在世界各地引發了惡名昭彰的叛亂和內戰。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漸漸演變成一個在經濟和軍事方面強大的極權國家，擁有高度精明的政治作戰行動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性的核心是其「一個中國」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此原則的簡單定義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體實力日益增強，迫使國際社會接受其對「一個中國」的定義，並默認（即使不是完全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和目標。

由於大多數國家現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中華民國在外交上日益孤立。 然而，台灣持續抵制中華人民共和國試圖說服或強迫其放棄獨立地位、並成為中國一省的努力，也繼續在國際上爭取獲得其生存所需的支持。台灣不輕易屈服於北京壓力的歷史原因，包括其與中國帝國統治者數千年來的有限聯繫，以及和日本的緊密關係；這是由於作為東京的第一個殖民地、為時半個世紀所打下的基礎，以及對中共壓迫性本質的清楚認知。近年來，原因還包括「台灣本土化」的趨勢，因為現在大多數台灣居民更傾向視自己為台灣人，而非中國人。

這些因素在過去七十多年間深刻地塑造了台灣的政治面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對台灣民眾的血腥鎮壓，包括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國民黨軍隊對數萬名平民的大屠殺。當時《紐約時報》一篇文章引用了一位目擊者的描述稱，「大陸的軍隊於三月七日抵達台灣，展開了三天的肆意殺戮和搶劫。有一段時間，所有出現在街上的人都被射殺，甚至闖入民眾住家並且射殺居民。在較貧困的地區，據說街道上堆滿了屍體，也有斬首和毀屍的案例，並有婦女遭受強暴。」國民黨的殘酷鎮壓並未就此結束。直到今天，這一歷史事件及其根本原因引起了台灣人對有關台灣被併入中國主張的強烈反感。

兩年後的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蔣中正暫停實施國家憲法，並排除台灣人民參與基層職位之外的政府公職。國民黨試圖透過強制推展中國大陸的價值觀、歷史和語言，來取代台灣人的價值觀、歷史和語言，使台灣人民「中國化」，這導致後續台灣人民的抵抗。自一九八○年代實施民主化以來，台灣人民強化了自己作為台灣人的身分認同，並認為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和和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如今，許多台灣人不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是認為台灣應該獨立。 研究顯示這種趨勢正在加速發展。在三十歲至四十九歲的年齡層中，自認是純粹台灣人的比例為六四％，而五十歲以上則為六○％。最重要的是，在不斷增長的十八歲至二十九歲年齡層中，八三％的人認為自己是純粹的台灣人。

台灣和美國的關係

美國在讓台灣有喘息空間、走自己的政治道路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任何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之間關係的討論，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針對台灣的政治作戰行動，都必須包括其對美國與各國關係的討論。美國在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期間都支持國民黨。儘管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在一九五○年一月還傾向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台灣，但在同年六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支持的朝鮮入侵韓國後，杜魯門很快就改變了立場。

此後，美國一直支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同時對該島國的最終主權保持模糊立場。自一九五○年代以來，美國政府一直利用軍事力量來捍衛中華民國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略，比如一九九六年的總統柯林頓派遣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到台灣海峽地區，以制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發射威嚇性導彈。在美國於一九七九年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TRA）確保了與台灣非官方外交關係的存續。

雖然《台灣關係法》和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 Reagan）的「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讓台灣有信心，美國不會放棄這個島嶼共和國，但美國還是強加了一些關於兩國關係的不成文規則和規定。 這些自我設定的禁止，包括「不允許台灣五位層級最高的官員訪問華盛頓、不允許較高級別的美國官員與台灣同級別官員會面，以及不稱呼台灣為一個國家」。

自一九七○年代初的中美和解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和美國之間的三角關係一直起伏不定。華盛頓目前的政策是對北京和台北實行「雙重嚇阻」。美國關切的包括透過繼續支持台灣的民主來對抗日益強硬的中國，以維護亞太地區盟邦友誼與國內政治的信心基礎，同時確保台灣民主政治所導致的具挑釁性政策不會引發中國的武力回應。在這種雙重嚇阻政策的平衡行動中，美國在支持和平解決兩岸僵局方面立場始終一致。

自二○一七年一月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以來，台灣和美國的關係已經改善，而且根據川普總統向國會提交的報告，這種關係的強勁趨勢似乎會繼續保持。 這種支持一直都很穩定，例如，在二○一八年十月的一次演講中，當時的副總統彭斯強調台灣和美國關係的重要性，並得出結論：「美國將永遠相信，台灣對民主的擁抱為所有中國人民示範了更好的道路選擇。」

作為改善關係的持續跡象，川普總統於二○一八年三月簽署了《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該法案允許台灣和美國官員進行高級別的外交接觸，鼓勵美國政府官員在各個層次上訪問台灣政府官員。 此外，二○二○年三月，川普總統簽署了《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取字首後俗稱《台北法案》〔TAIPEI Act〕），旨在擴大美國與台灣的關係範圍，並鼓勵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加強與台灣的聯繫。值得注意的是，《台北法案》目的在於「向各國發出強烈訊息，支持中國破壞台灣的行動將會面臨一些後果」。

正如彭斯在演講中指出的那樣，美國仍舊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但這當然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解釋。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原則為自己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政治作戰論述，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神話。

「一個中國」的神話

中國目前的立場是只有一個中國，台灣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宣傳人員不斷地宣揚這種關於台灣的說法，就像他們對蒙古、西藏、新疆，以及任何其他符合其擴張領土的希望一樣。歷史學家愛德華．德雷爾（Edward L. Dreyer）解釋了這種論述的陰險影響：

「一個中國」的敘述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否認西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或任何其他少數民族任何獨立願望的合法性。由於他們的領土「始終」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歷史也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即使這些民族的母語不是漢語，也不認同占有主導地位的漢族。如果台灣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當然有權將台灣島與大陸「統一」，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對台灣行使過任何權力。

歷史既不支持一個中國的主張，也不涉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縱觀有記載的歷史，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處於分裂狀態—事實上，三千多年來，分裂多於統一。中國神話中的「統一中國」主要包括蒙滿草原以南和喜馬拉雅山以東的十八個省分，而台灣並非這個帝國的一部分。此外，德雷爾寫道：「歷史上中國曾有兩次是由非漢族統治的多民族帝國。一三六八年，蒙古人的元朝被明朝推翻；明朝之後，滿清王朝從一六四四年到一九一二年統治中國。」

清朝最初將其帝國中的漢族和非漢族地區分開，將漢族中國人與滿洲、內蒙古、外蒙古、西藏和新疆等地分開。然而，在這個王朝的末期，清帝國中的中國和非中國部分間的區別消失，並且除了中國的傳統邊界以外，省級管理成為了一個常態。結束將漢族排除在帝國其他地區之外的主要原因，包括大規模的漢族移民進入滿洲和蒙古，以及清朝在面對「侵略性和擴張性的俄羅斯帝國」時加強了對該地區的控制能力。21 十九世紀末期，中國式管理的擴展有助於創造自古以來存在的一個中國神話。

歷史事件的日期是「根據國王的統治時期或皇帝的年號來記錄」，這一事實也加劇了「一個中國」的錯誤觀念。德雷爾認為，這種史學方法「迫使歷史學家每年選擇一位合法的統治者，即使政治權力實際上是在實力相當的政權之間劃分的」。例如，司馬光於一○八四年出版的《資治通鑑》中闡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三年的歷史，中國只有大約五百七十年的「政治統一」。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不是獨立的軍閥挑戰或忽視帝國政權，就是兩個或更多的敵對王朝聲稱其王室或帝國的頭銜。」 即使在看似統一的時期，也常常發生大規模的叛亂。

一六二四年，荷蘭人放棄了他們在澎湖群島的前哨基地，並在台灣本島定居。四年後，他們對該島進行大規模調查，發現島上主要居住著原住民，沿海村莊最多則有數百名福建華人。一六三六年，荷蘭人開始引進中國契約工到稻田和甘蔗園工作，台灣的華人人口才開始增加，但最初這些勞工也只短暫停留幾年，最後還是帶著他們賺到的所得回到福建。澳洲政治及歷史學者家博（J. Bruce Jacobs）指出，「在荷蘭引進中國勞工之前，台灣並沒有永久的華人社區，」以及「在荷蘭時期和之後來到的中國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是根據他們的出身地作為身分的認同。

然而，這並不是說中國及其文化在幾個世紀以來沒有對台灣產生影響。雖然中國和台灣從來沒有良性地融合，但台灣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體系，都是在中國的影響下演變而成的。儘管台灣的定居者最初是以馬來人和玻里尼西亞地區的人民（即原住民）為主，但台灣也接收了一些中國大陸的移民，他們帶來了漢族文化、客語、閩南語，以及各種宗教信仰。特別是儒家的家庭體系，最終主導了台灣社會。

當時的中國對台灣大多不甚了解而且忽視，但台灣在一六八四年被清朝吞併，以阻止忠於明朝的海盜繼續使用台灣作為基地。2十七世紀時，明朝忠臣鄭成功（Koxinga） 在中國大陸進行反清復明運動，並在台灣建立王朝的英雄故事就此展開。鄭成功的事蹟被描繪成非常勇猛、豐富且精彩的英雄傳奇，涉及海盜、荷蘭人和清朝之間的背叛、謀殺，以及大規模的陸地和海上戰爭。鄭成功在一六六二年擊敗荷蘭人占領台灣，這一事件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作戰敘事的一部分—代表中國大陸人民為台灣帶來「解放」，以及對外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勝利。

由於台灣經常成為鄭成功的活動基地，中國人對附近島嶼的興趣與日俱增。 清朝最終意識到需要併吞台灣以控制澎湖列島的海盜勢力，於是在一六八四年完成這個目標。清朝任命的台灣官員須向福建巡撫匯報，但清朝並沒有在台灣建立常態化的統治體系，這表明他們不願意永久地併吞台灣。這種猶豫在一七八六年至一七八八年間發生的大規模台灣抗清叛亂中，似乎得到了證實。

實際上，反抗和反叛清朝在台灣是相當普遍的，正如歷史學家葛超智（George H. Kerr）所說：「此後兩個世紀的無效和虐待統治，產生了一種代表本地福爾摩沙人對大陸當局的怨恨和潛在的敵意傳統。暴亂和未能成功的獨立運動非常頻繁發生，以至於在中國的人們普遍說台灣：『三年一大反，五年一大亂。』」葛超智指出，單在十九世紀就發生超過三十次「武裝暴力事件」。

在另一錯綜複雜的系列事件中，清朝對台灣的主權問題，成為中國王朝與現代化日本關係中的一個棘手問題。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後，日本併吞了琉球王國—包括九州和台灣之間的琉球群島。一八七一年，台灣原住民殺害了五十四名遭遇海難的琉球水手，無能的清朝「外交部」不承認日本對琉球的統治，也否認需要對原住民的行為負責，因而實際上放棄了對台灣的主權。日本最終派出海軍遠征隊報復，結果是清朝最終承認日本對琉球群島的主權，日本也承認清朝對台灣的主權。

在隨後的中法戰爭（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和幾次內亂中，清朝擴大了對台灣的控制，並開始以更加歐洲而非中國的方式對台灣進行現代化改造，例如：道路鋪設、電燈、現代郵政服務，以及鐵路和電報系統等的出現。這些在中國大陸都是前所未見，這說明了台灣社會正在不斷發展，與中國大陸本身的情形截然不同。

日本的擴張主義願景加速了台灣的現代化，這是清朝指派到台灣的官員所無法預見的。第一次中日戰爭（即甲午戰爭，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對清朝造成了災難性的打擊，因為日本在陸地和海上迅速便取得勝利。因此，清朝根據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署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和澎湖群島永遠地割讓給日本。然而，「永遠」只持續了五十年，因為日本對台灣的主權行使止於一九四五年。

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是歷史上最後一次對台灣領土有主權束縛效力的國際條約。歷史事件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Thomas F. Wade）爵士和美國前國務卿福斯特（John W. Foster）實際上是該條約的「教父」，因為英國和美國都參與了該協議的制定。

台灣人對無能的清朝統治者和條約感到不滿，於是在一八九五年五月宣布獨立，成立「台灣民主國」，並試圖反擊日本對台灣的占領。然而，到同年十月底，日本軍隊便擊敗了所有有組織的台灣抵抗力量，亞洲第一個獨立共和國被徹底粉碎。

日本接下來所做的不僅僅是占領台灣，而是將台灣納入日本的國土，就像琉球群島於一八七九年被併入日本的命運一樣。根據大日本帝國的標準，日本的統治相對人道，不像後來對待其他殖民征服地區（如朝鮮、菲律賓和中國）時所實施的殘暴對待。台灣人民融入日本文化，讓他們變得「看起來更像日本人而不是中國人」……他們說日語、穿著日本服裝、吃日本食物，而且在一些情況下，還有日本名字。 但在不遠的未來，台灣人民將在中國統治下，為曾經被日本同化過付出可怕的代價。

台灣、中華民國和毛澤東

孫中山在中國大陸發動革命成功，並於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成立中華民國，新的共和國繼承了清朝的所有條約義務和債務。外國承認中華民國對一九一一年之前所有的清朝領土擁有主權，但其中不包括當時仍屬於日本的台灣。 這其實也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陣營三十多年來的共同觀點。

在第二次中日戰爭（即八年抗戰，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間，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最初認為台灣是一個獨立被占領的國家，並支持台灣在戰後應該獨立的想法。這個時代的一些中共文件和政策，強化了毛澤東認為台灣與中國是互不隸屬的觀點。 毛澤東的立場可以在他一九三六年七月對美國記者、中共同情者史諾（Edgar P. Snow）的發言中找到最顯著的證據。史諾問道：「中國人民是否要從日本帝國主義者手中收復所有失地？還是只是把日本趕出了華北和長城以北的全部中國領土？」 根據史諾的敘述，毛澤東的回答是：

不僅要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要收復我國全部的失地，這就是說滿洲必須收復。但我們並不把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包括在內。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獨立以後，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將熱烈支援他們爭取獨立的戰鬥，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

在一九四三年之前的重要中共文件中經常提及台灣，但從未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通常將台灣稱為盟友，就像朝鮮對抗日本占領者的鬥爭中一樣。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三年，中共一貫認為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或「民族」，承認台灣的「國家解放運動」是一個屬於「弱小民族」的鬥爭，與中國革命和潛在主權分開。中共經常呼籲要與台灣人，特別是和台灣的共產黨組成統一戰線，不是因為台灣人是同一漢族的延伸，也不是因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而是因為台灣是一個受到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小國。

中共早期對台灣共產黨的支持意義重大。台灣共產黨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在上海成立，是根據共產主義國際（共產國際）的命令成立日本共產黨民族支部（當時台灣仍是日本屬地）。出席大會的五位台灣人雖然是中共黨員，但他們以「台灣民族獨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台灣共和國」等口號支持台獨。台灣共產黨在其黨綱中，引用了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國的成立以作為國家獨立的立論。

然而，在一九四三年後，中共改變了原本立場，並與中華民國領袖蔣中正的觀點保持一致，否認台灣的民族「分離」並拒絕該島上的政治獨立運動。同盟國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發表的「開羅宣言」（Cairo Declaration），呼籲日本「無條件投降」，並指出「日本自中國人所竊取的所有領土，比如滿洲、台灣及澎湖群島，應該歸還給中華民國」。3開羅宣言既不是條約，也不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但中共和國民黨都經常以此作為中國對台灣主權主張的理由。同樣令人關切的是，該宣言本身在歷史上是不精確的：台灣並非是從中國領土中「竊占」而來，除非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和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L. S. Churchill）認為，美國和英國自己是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交易中的共謀者。但當時，他們都希望中國繼續參與反抗日本帝國的戰爭，而蔣中正似乎正在考慮與東京達成單獨協議來結束在中國的戰爭。40

根據開羅宣言，中華民國軍隊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接受了日本在台灣的投降，這意味著該宣言的條款已被真正履行，並得到美國和廣泛國際社會的支持。儘管台灣人最初將大陸人視為解放者，但之後他們並沒有屈服於蔣介石軍隊的統治。蔣介石的軍隊是「一支由無知、不守紀律的新兵所組成的烏合之眾」，國民黨軍隊蔑視台灣人，認為台灣人比起中國人更像日本人。中國占領者也對這樣一個事實感到不滿：依中國大陸的標準來看，台灣很繁榮、技術先進，而且沒有如同中國大陸所經歷的大規模戰爭破壞。這種蔑視在許多層面上表現為政治壓制，其中最顯著的是台灣人被排除在一九四七年底生效的《中華民國憲法》之外。

與此同時，中華民國政府以腐敗和低效的方式統治台灣，與日本當局的統治方式截然不同。當時在台灣執行任務的美國海軍軍官、後來成為外交官的葛超智，描述了國民黨統治的貪婪本性：

搶劫在三個層面上進行……最低層次上，軍隊的劫掠者在進行劫掠。一切可移動的物品都成了邋遢和無紀律士兵們的目標。這是第一波小偷小摸，發生在每個城市街道和市郊村莊中……第二個階段的搶劫發生在當高階軍事人員……在港口組織了運輸代理商，他們開始將軍事和民生必需品運往他處。接下來，在中國國民黨統治者陳儀手下的嚴密掌控中，從戰敗的日本人中取得了工業原物料、農產品庫存和沒收的房地產。

陳儀掌控了各個經濟領域的壟斷，並排擠台灣人參與商業和工業活動，這導致了生活成本的暴漲。例如，食品價格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暴漲了七百倍。台灣的中產階級「開始消失……失業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歷史學家葛超智指出，「這些因素是一九四七年叛亂的根本原因。」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事件原本是一次小型街頭事件，涉及官方腐敗和警察暴行，最終導致數千名台灣平民被中國國民黨軍隊屠殺。台灣的政治、商業和知識菁英被有系統地追捕、逮捕、折磨和殺害，普通民眾面臨隨機殺戮和其他變態暴行。有關死亡人數的估計從一萬到二萬多人不等45。這些抗議活動導致中華民國實行了長達三十八年的專制戒嚴時期，這一時期後來被稱為「白色恐怖」。中華民國政府拒絕了台灣人隨後要求「台灣人享有與中國人相同的權利和待遇」的請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中國內戰在大陸重新燃起，到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軍隊在不斷獲勝的中共軍隊面前節節敗退。結果，大約有一百二十萬名中國大陸人（儘管有人估計超過二百萬人）逃到台灣，其中許多是軍事人員和文職行政人員。同年五月，中華民國透過實施戒嚴和暫停憲法保障人權的重要條文，進而擴大了對台灣的威權統治。同年十二月，中華民國主席蔣介石及其政府撤離到台灣，指定該島為中華民國的一個省（當時中華民國仍聲稱統治全中國），並在台北建立新的首都。

儘管大陸人只占台灣人口的一五％左右，但他們在政府、軍事和政治方面占據主導地位。關於台灣民族主義或反對國民黨的討論，會被等同於「同情共產主義者」（communist sympathies），並作為中華民國「去日本化和中國化」運動的一部分而受到壓制。因此，台灣人經常受到系統性的嚴厲對待。49 除了同情共產主義者和那些僅僅聲稱如此的人之外，祕密警察還殘酷鎮壓主張台灣由美國託管的台灣菁英幹部。一些分析人士估計，白色恐怖期間有多達九萬人被捕，其中約一萬人被送上軍事法庭實際受審，約四萬五千人被草率處決。許多被拘留者受到酷刑，許多沒有被處決的人被「無限期」送往台灣東南海岸外惡名昭彰的綠島監獄。

歷史學者家博總結了蔣中正及其兒子蔣經國時期的國民黨政權，稱其為「由外人統治，符合外人的利益。這是一個台灣人毫無權力且遭受大規模和系統性歧視的獨裁政權」。52 儘管中華民國刻意打壓對台灣複雜歷史的本土研究，並強調台灣與中國的臍帶關係，但外省人（來自台灣省以外的大陸人）和本省人（來自台灣省的人）之間的區別，乃成為政治和文化分歧的焦點。

中國內戰持續進行中的政治作戰

蕭良其寫道，「在中國內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部隊散布假訊息，以在敵控制區搬弄是非、散布關於叛變的謠言、偽造敵人的攻擊計畫，並煽動動亂以誤導敵人的計畫。」 然而，第二次中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導致了兩黨間的統一戰線和某種程度的停戰。

根據石明凱和蕭良其的說法，中共在那個時期的地下政治作戰活動分為幾個組織。城市工作部門—即統一戰線工作部的前身，「專注於普通市民、少數民族、學生、工廠工人和城市居民」。社會工作部門「專注於敵對民政當局的上層社會菁英，中共高級領導的安全以及共產國際聯繫」。最後，敵軍工作部「負責針對敵對的軍事人員進行政治作戰」。

這些部門力求完成三個主要使命：「建立和維持與友好、富有同情心的軍事人員的統一戰線」「破壞敵方高階領導的凝聚力和士氣」，以及「在軍官和士兵之間製造緊張關係，爭取並煽動中間人的叛逃」。總結重點是，「對敵方高階軍事領導核心進行心理和意識形態制約，以削弱國家意志，激發對中共戰略目標的同情，並發展軍事情報的祕密來源。」 使用的策略包括經濟誘因、羞辱和寬大承諾。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帝國投降標誌著中國內戰的新篇章。中共在戰時保存了敵軍工作部的實力後，迅速將政治作戰的重點從抗日轉向打敗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儘管一九四五年十月雙方的合法性都得到承認，但不久後內戰又重新爆發。

瞄準台灣

一九四六年，中共成立了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負責「政治軍事一體化行動，顛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勢力」。台灣人蔡孝乾被任命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秘書長。蔡孝乾於一九二四年離開台灣到上海大學就讀，四年後日本共產黨台灣支部成立時，他是該支部的創始常委。一九三八年，他被任命為中共敵軍工作部部長，並於一九四六被派往台灣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為中國占領台灣做準備。另一位台灣人蔡嘯的任務，則是在台灣訓練敵方工作人員。

中國大陸還有一大批台灣人可供中國共產黨招募。面對紅軍的猛攻，許多身處沿海城市中歷史悠久台灣社區的人無法逃回台灣或其他地方；此外，在一九四五年投降後，原本的日軍占領地內也留有大量被徵召入伍的台灣年輕人滯留在此。數千人沒有工作、無處可去，他們被國民黨軍隊粗暴地視為「日本漢奸」。加上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大屠殺後，許多台灣青年男女前往中國尋求庇護，他們對國民黨的殘酷虐待和美國不制止這些暴行感到憤怒。許多「新兵」沒有選擇，拒絕協助中共意味著被扣上「反動」的帽子，且注定要被處決。其中許多台灣人被送往上海附近的台灣光復訓練團營地，接受「再教育」以及顛覆和破壞訓練。

石明凱和蕭良其表示，「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落入中共控制後，人民解放軍開始加強對台灣的政治作戰行動，當時中共醞釀策畫一場預計於一九五○年四月進行的兩棲入侵。」蕭良其解釋，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後，「雙方向敵占領區投放宣傳和假訊息，以影響公眾輿論和軍隊士氣。」

隨著共產主義小冊子和書籍被走私到台灣，北京當局最初的努力集中在招募國民黨軍隊的大陸軍官，以破壞蔣介石在台灣的防禦戰線，並煽動人員叛逃加入中共，也就是所謂的「回家」。雖然這項策略在大陸戰爭期間對許多國民黨軍官很有效，但對於逃到台灣的人來說，這種作法並未獲得多大成果。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後的宣傳重點放在顛覆台灣內部的大陸平民難民；同時，中共利用香港促進日本、中國和台灣的共產黨人間的聯繫。

次年，中華民國反情報人員揭露了中共在台灣的祕密行動，導致蔡孝乾被捕。結果，蔡孝乾被國民黨成功策反，台灣島上四百多名中共特務隨後曝光。其他中共特工逃到香港，並加入了新成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這是一個由中共支持的主張統一組織，至今仍然存在。

一九五○年六月，北韓入侵南韓，韓戰爆發。聯合國部隊到朝鮮半島支援南韓，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阻止外國勢力對台灣的任何攻擊。儘管蔣介石自願派遣中華民國軍隊與駐韓聯合國聯軍並肩作戰，但由於美國擔心戰爭擴大並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捲入戰爭，因此沒有同意派遣這些台灣軍隊。儘管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在一九五○年十月襲擊了駐韓聯合國美軍。 中國人民志願軍政治部負責所有針對聯合國部隊的政治作戰行動，而其敵軍工作部的任務是處理宣傳、假訊息行動以及戰俘處理。

韓戰於一九五三年七月達成停戰協議後，發生了兩起重要的兩岸關係事件。自一九五四年九月起，在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炮擊轟炸並占領了台灣海峽上幾個中華民國的外島，同時對中華民國發起強烈的宣傳和心理戰，一直持續到次年。一九五五年三月，中華民國與美國簽署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此舉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嚇阻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台灣的計畫。

一九五六年，中共成立了「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這是一個負責監督針對台灣政治作戰行動的強大組織。石明凱和蕭良其寫道，中共在未來二十年的主要目標，「是透過宣傳和提供錯誤訊息的行動破壞中華民國台灣當局的合法性、管理領土爭議、對抗『美帝國主義』」。例如，在此期間寫給蔣介石的幾封信中，建議「直接和平談判」和「透過談判解決問題，給予台灣當局高度自治」。65 在另一個例子中，一九六二年新加坡的一份英文媒體報導稱，蔣介石的「核心領導集團經過五年多的談判，與中國共產黨達成了一項祕密協議」，蔣介石「同意在他去世之後，接受台灣作為一個自治區的地位」。中共此類的努力旨在破壞台灣的決心，並在台灣和美國之間製造不信任。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了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採取與前一次衝突相同的激烈炮擊，以及宣傳、心理戰行動等。最猛烈的炮擊攻勢在該年底停止，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作戰行動則持續將近三十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非常擔心危機對中華民國士氣的影響，因此直接向台灣提供補給和第七艦隊支援，並研究使用核子武器的可能性，以保衛這個島國。

一九五○年代開始的兩岸心理戰一直持續到一九九○年代。第二次台海危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仍處於「激烈的國際外交競爭」中，其政治作戰行動的特徵是—包括「祕密行動、詭計，和其他透過心理戰鼓勵敵方軍官叛逃的努力」。蕭良其表示，「雙方利用擴音器和廣播電台向敵方領土散布宣傳和製造假訊息，利用氣球和漂浮載體發送傳單和其他物品以尋找叛逃者，或是給予獎賞和小禮物，包括內衣、玩具、食用油以及其他物資，旨在對目標人群產生心理影響。」政治作戰較量最有趣的象徵是，使用寫滿宣傳標語的傳單而不是裝有炸藥的彈頭進行炮擊。

雖然台灣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心焦點，但中共亦轉向其他有爭議的地區，導致了一九五一年占領西藏行動與一九五九年的西藏起義，以及一九六二年的中印邊境戰爭。毛澤東的生產大躍進（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造成大規模的饑荒和數百萬人民死亡，影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針對台灣的政治作戰行動。中蘇決裂時期（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也是如此，導致一九六九年邊境的血腥小型衝突。

在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期間，隨著毛澤東使國內陷入一片混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許多政治作戰行動都大幅減少。然而到了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投票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並成為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這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重大的外交和隱性政治作戰勝利，導致台灣的國際地位受到嚴重損害。一九七○年， 有六十八個國家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五十三個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到一九七七年，只有二十三個國家承認中華民國，而有一百一十一個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至今日，仍舊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仍然是至關重要的外交政治作戰戰場。

美國總統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訪問中國，削弱了中方針對台灣及其與美國關係的一些宣傳和其他政治作戰行動。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二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意識形態來界定台灣「問題」，指責美國以「帝國主義」來「占領台灣」，用「階級鬥爭」理論來評判台灣社會，並慣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術語解釋台灣的政治、經濟和教育制度。

然而，從一九七三年開始，焦點發生了轉移。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計畫地利用二二八台灣大屠殺的機會，舉辦周年紀念儀式和研習會，以「贏得台灣人民的心」。第一次會議約有一百三十八人參加，其中近一半是台灣人，包括國民黨黨內官員、前軍官、政府外交官和行政人員、學者、婦女和年輕人。年會的宣傳主題包括例行公事地呼籲台灣「解放」和與「祖國」統一，以及針對「和平談判」的強力威脅與提議。有趣的是，主辦單位還聲稱毛澤東啟發了二二八事件8，透過將這一事件歸功於自己，中共設法「在該事件和台灣未來的任何政治變化間」，建立其領導的合法性和連續性。

文化大革命為中國大陸帶來十年的內戰、混亂和毀壞。文革結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作戰基礎設施在一九七○年代末期重建，從而重新啟動針對台灣的行動。到目前為止，北京的台灣政策工作人員的工作，一直由中共的中央調查部主導，該部門的重點是情報和政治作戰行動，後來該部門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部。這種作法並不一定是新的中國模式，因為在中國內戰的高峰期間，統一戰線、國家安全和聯絡工作系統在實際的地下工作中均有密切合作。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也使中共得以大幅擴展其統一戰線使命。統一戰線工作最初是針對中國各派系和民族的國內目標，特別是在災難性的「生產大躍進」和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但從一九七九年開始，鄧小平將統一戰線工作的重點擴大到居住在中國境外的華人。其目的希望能吸引海外華人到中國投資，支持鄧小平在中國大陸提出的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四個現代化」，也鼓勵僑民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其居住國的政策和行動。這造成了統戰部的資金大幅增加，以及中國的經濟復甦。

儘管蔣中正於一九七五年四月逝世，毛澤東則於一九七六年九月去世，但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之間政治作戰的競爭性質幾乎沒有改變。不過由於中國在一九七八年爆發的民主牆運動，以及國內的經濟改革，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遠離極權主義的機會希望渺茫。根據蕭良其的報告，「一九八○年代，兩岸關係開始自由化，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九一年正式終止了它的公開宣傳計畫。從表面上看，持續了四十多年的無煙硝戰爭似乎已經結束，但實際上情況卻截然相反。宣傳和假訊息在大眾媒體和新媒體中找到了新的出路。」

中國模式、一國兩制和統一戰線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斷絕與中華民國的官方關係，其中包括終止了一九五五年生效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同年四月，美國國會對來自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對台灣所聲稱的安全保證表示懷疑，因此通過了《台灣關係法》。該法在「非官方的條件下」提供在「重要安全領域上的實質持續」，同時在「商業、文化和其他關係」上也保持連續性，為台灣提供了實質性的保障。

同時，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宣布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建立第三次統一戰線的計畫，並為統戰部提供支持，在兩岸政策中發揮重要作用。鄧小平也提出推廣「中國模式」以取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初步構想。74 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越南。

在這個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作戰行動之一是提出「一國兩制」的想法，試圖誘使台灣加入中國。石明凱和蕭良其寫道，「一九八一年九月，中國官員提出一份九點提議，呼籲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在平等基礎上進行統一談判，啟動兩岸貿易和其他功能性交流，以及為來自台灣的代表提供諮詢職位。」 除了「將台灣歸為中共中央當局下的地方政府」，這個提議還針對了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中華民國最終拒絕「一國兩制」的概念，反而呼籲在「民主、自由和非共產主義體制下統一」。

最終，香港成為「一國兩制」理念的試驗場，並且仍然是中國政治作戰的關鍵領域。儘管中共在香港進行了數十年的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但自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簽署《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以來，政治作戰活動急遽增加。 假以時日，香港的經驗將清楚地表明這一點，中華民國在一九八一年拒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國兩制」方案是明智的。香港獨立運動人士游蕙禎表示，「自從一九九七年從英國手中接管這座城市以來，中國已經侵蝕並幾乎摧毀了香港的民主。北京巧妙地操縱一個完善的政治和憲法框架，逐步取消了香港的自治權……公民自由和權力分立等概念，正在遭到拋棄。公平正義這些民主的核心正在萎縮。」

在那個時代，香港的政治作戰競爭和建立政治對話方面也發揮了核心作用。正是在香港，中共透過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以下簡稱友聯會）建立了一個「將軍事聯絡工作擴大到更廣泛的國際社會菁英」的新工具。 利用友聯會及其各種統一戰線組織，中共透過在中國的計畫拉攏許多中華民國軍官，例如「海峽兩岸將軍連緣文化節」，該活動將中華民國退役軍官、中華人民共和國高階官員和退役解放軍軍官聚集在一起。許多中華民國與會者都收到了商業和金融優惠，以換取他們在支持中國政治作戰目標方面的合作。

一九八四年，中共在香港成立凱利實業（Carrie Enterprise Corporation）。該公司最初是一家貿易公司，很快就擴展到房地產、建築、製造、採礦、投資和政治作戰業務。據石明凱和蕭良其稱，凱利實業在香港的子公司有多達二十家，且都在進行針對台灣的政治作戰活動。接下來，中共成立黃埔軍校同學會—這是統戰工作部門的一個組織，負責推動「一國兩制」概念以促進兩岸統一。

在這個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優先考慮建立一個特殊的兩岸溝通管道，以期進行政治對話。一九八六年，台灣中華航空的一名飛行員叛逃到廣州9，讓這件事化為可能。自國共內戰以來，共產黨和國民黨當局首次進行直接會談，以協商將該飛行員遣返台灣的相關事宜。到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華民國在蔣經國總統的領導下，解除了台灣居民前往中國大陸的禁令10，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作戰的一項重大成功。

在中華民國政治作戰體制內，蔣經國受到極大的崇敬，因為他創立了中華民國軍隊的復興崗學院，又被稱為政治作戰學校，現在是台灣國防大學的一部分。當蔣經國將台灣從威權統治轉向民主化時，他仍堅信必須對抗來自北京的政治作戰。他對中華民國國號的意識形態辯護是無價的，但不幸地，他在這方向的支持帶來了一個負面結果—中華民國政治作戰的專業和功能並未隨著台灣民主機制而演進。這一失敗，以及對國民黨統治和白色恐怖時期非法濫權的深刻認識，最終削弱台灣作為民主國家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作戰的能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台灣的政治作戰專家被視為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和威權統治的過時遺物，逐漸失去台灣選出的領導人和人民的尊重和信任。82

在蔣經國於一九八八年去世後，中共努力與他的繼任者李登輝建立聯繫。這是由一位新儒家學者居中牽線完成的，他與統一戰線工作部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密切合作。隨著中華民國國家統一委員會於一九九○年成立，李登輝允許中華民國官員於該年十二月在香港與前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會面，並在一九九三年開始建立信任措施的談判。作為這類聯絡工作是否密切的證明，石明凱和蕭良其指出，「在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間，兩岸密使之間舉行了二十六次祕密會議。」

中共領導人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的轉變，導致黨的官方「台灣政策團隊」內部的權力轉移，包括對解放軍高階軍官的清洗以及涉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解放軍情報部門和國有企業合作的政治作戰官員陷入醜聞。84 改革和報復接踵而至，這也與中共對中國民主牆運動的血腥回應相吻合，最終，官方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坦克碾壓和機槍掃射抗議者的方式，結束在天安門廣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中共的政治作戰行動旨在掩蓋或轉移對六四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事實，並持續至今。在二○一九年中共展開對香港民主運動的鎮壓之前，這些操作在許多大學校園中仍然持續見效。

一九九一年，中華民國正式結束自一九四九年開始的「動員戡亂」；到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總統實施了其他民主改革，賦予台灣人民更多權力，包括結束對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大屠殺數十年的掩蓋。85 這一切都影響與改變中共的政治作戰策略和行動。例如，二○一七年中共藉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舉辦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紀念活動，以及紀念台灣解除戒嚴三十周年，以此來煽動反動情緒。

李登輝當時的政策和改革「謹慎但也具有挑釁性」。他反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台灣是中國一個省的宣傳，稱這一主張「完全是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並堅持認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在國際舞台上是兩個合法共存的政治實體」。此外，他在任期內致力於讓白色恐怖事件透明化，以及帶領台灣繼續邁向民主和自由，在對抗中共的影響力上也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九九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代表在香港會面，確定未來會談的性質，特別是「國內會談還是國際會談」。這些會談的結果（現在被稱為〔九二共識〕）至今雙方仍有不同見解，因為它本質上反映了台海兩岸對「一個中國」含義截然不同的觀點。儘管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至今日仍繼續利用「九二共識」向台灣蔡英文政府、以及所有其他國家和國際機構施壓，要求接受其對「一個中國」的解釋。近年來，蔡英文總統不願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版本的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說法，導致中國更加大力度地以外交、經濟戰、軍事威脅和政治作戰為主要攻擊手段，逼迫台灣接受「一中原則」。

一九九五年，李登輝在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發表演說（他在該校獲得博士學位），演講中強調台灣成功實現民主化，並特別關注「本土化」—即強調台灣的歷史、文學和文化，而不是中國。北京對此非常不滿。隨著一九九六年台灣總統大選前夕，中國對李登輝的態度變得強硬，其宣傳機構指責他鼓吹台灣獨立，並「按照美國的指示行事」破壞兩岸關係。88

一九九五年七月，中國透過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一系列飛彈試射，以及在福建沿海進行軍事演習來展示其硬實力，試圖影響台灣輿論。次年，中國為了阻止台灣人民在一九九六年台灣總統選舉中投票給李登輝，在三月二十三投票日的前幾天再次展示武力，向台灣海域發射導彈，並進行大規模的實彈和兩棲攻擊演習，試圖擾亂貿易及台灣周邊航線。美國的反應是向該地區派遣兩航艘航空母艦與戰鬥群，促使中國宣布暫停其飛彈「測試」。

中國發動「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的政治作戰行動最終失敗。李登輝以大幅領先的優勢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民選總統，總選票中有七五％投給了立場是反對台灣與中國統一的候選人。然而，中共的政治作戰行動確實提高了一個名為「新黨」的台灣新政黨知名度，該政黨後來被指控開展針對台灣的間諜活動，以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九九○年代後期，兩岸關係陷入僵局，台北與北京之間的「非正式」會談也停滯不前。因此，中國試圖「透過與商界人士、地方官員，和更支持兩岸統一的政治人物加強民間交往」來影響台灣。一九九九年，李登輝在接受德國電台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DW）採訪時否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聲明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這引發了北京方面的猛烈宣傳攻擊，並取消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的高層訪問。中共決意取消了進一步的非官方談判，直到台北接受北京「一國兩制」的版本為止。

到二○○○年台灣第二次總統直選時，中國正在進行越來越多、更加微妙的統一戰線行動。在二○○一年，它指示成立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作為解放軍進行兩岸政治作戰行動的主要平台。

民進黨的崛起：陳水扁政府

二○○○年三月十八日，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帶領民進黨擊敗了國民黨等泛藍派的兩組強勁競爭對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民進黨就是一場噩夢，因為該黨支持台灣獨立，並對從中國大陸來的國民黨政府因長期壓迫台灣人民而抱有不滿。因此，在選舉之前，中國採用了廣泛的政治作戰和其他影響力操作，以威脅台灣選民不支持陳水扁，並影響陳水扁當選後的行為。例如，中國國務院於二○○○年二月發布一份白皮書表示，「如果台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兩岸統一問題，中國政府只能被迫採取一切可能的斷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

雖然支持台灣獨立，但陳水扁公開表示，只要中國不打算對台灣動武，他就不會宣布獨立或改變中華民國的國家象徵。陳水扁面臨巨大的挑戰，包括與國民黨主導的立法院之間的激烈政治衝突、民進黨缺乏執政經驗，以及在他試圖重建美國的信任並向北京保證他將建設性地處理兩岸事務的過程中，陳水扁政府不斷發生醜聞。最終，中國拒絕陳水扁早期的安撫努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從僵局轉向對峙，陳水扁最終在與美國方面過度操弄自己手中的籌碼，大大減弱了美國的信任和支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其政治作戰策略，從發出威脅影響台灣輿論，轉變為採用瓦解台灣團結的傳統統一戰線行動。具體來說，中國副總理錢其琛建議，「中國應該與台灣同胞共同努力……一致同意一個中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反對分裂主義。」中國的主要目標是台灣商界，他們尋求更直接的路線和方法與中國做生意，並試圖影響台灣的商業組織接受和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立場。

到了二○○三年，陳水扁與美國總統小布希的關係因各種原因惡化。小布希在二○○一年上任後一度對台灣給予高度支持，承諾若中國攻台將「不惜一切代價」協助台灣自衛，並為台灣提供十年來最大規模的軍售方案。但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國發生的恐怖襲擊引起美國對中東的關注，而陳水扁不斷地公開發表支持台灣獨立的言論，可能導致兩岸發生衝突，這使得美台關係的熱度逐漸消退。最終，陳水扁的行為直接讓中國有機可乘，他疏遠了自己最強大的國際盟友—美國，以及台灣人民。

同時，陳水扁大力地透過「去中國化」運動來強調台灣的身分，使台灣與中國分離。例如，陳水扁確保將台灣歷史和文化課程成為國家中等教育課程的核心，而中國歷史則成為世界通史的一部分。他還試圖將「中國」從國有企業和郵票的名稱中刪除。陳水扁努力的目的似乎在制定一部新憲法以實現台灣獨立，並確保以台灣而非中華民國的名義加入聯合國。

因此，中國大幅度地加強針對台灣的政治作戰行動。到二○○五年，北京加速推動統一戰線和「民間」外交，與國民黨和台灣親民黨建立定期聯繫。國民黨在台灣二○○八年的總統和立法委員選舉中擊敗民進黨，這些與高層政黨人士的聯繫，為台灣與中國以及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關係的大幅改善奠定基礎。

在促成民進黨毀滅性的敗北之前，北京方面密切與華盛頓合作，以「遏制台灣」和陳水扁試圖改變現狀的努力；而小布希政府也擔心，這意味著台灣的獨立可能引發戰爭。二○○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該法呼籲進行各種與台灣的交流，並在平等談判基礎上實現「和平統一」 ，同時規定對台灣使用武力合法性的廣泛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加強軍事恐嚇的模式，以影響當年台灣的選舉和獨立公投，這使許多美國政府官員認為中國已準備好對台灣發動戰爭。

馬英九時代：和解與滲透

二○○八年至二○一六年間，隨著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推行與北京方面的和解政策，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的互動迅速且全面性地增加。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的寇謐將寫道：「隨著兩岸旅遊、學術交流和投資的迅速擴大，中國致力於政治作戰的機會將隨之大幅增加。」

中國將馬英九當選視為其拉攏台灣的歷史契機。馬英九支持所謂的九二共識，並公開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同意對「一個中國政策」進行「各自表述」，台北方面確認為「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然而，並無任何紀錄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之間曾經達成這樣的協議。馬英九還尋求在國際組織中實現「有意義的參與」，但不是加入聯合國。因此，馬英九得以成功緩解緊張局勢，並重啟陷入僵局的兩岸交流。

就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和外交途徑而言，馬英九取得了一些成功。他因台灣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名義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WHA）、簽署世界貿易組織的政府採購協定（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以及參與聯合國國際民用航空組織（UN’s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而備受讚譽。此外，他還為台灣爭取到進入一百五十八個國家和地區「免簽或落地簽」的權利，而在他上任之前只有五十四個。因此，在實行「彈性外交」（flexible diplomacy）政策方面，馬英九被認為表現出色。

然而，由於馬英九試圖實現兩岸和解，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以增強其在台灣的政治影響力，進而嚴重損害中華民國安全和國家團結，在台灣各地引起日益強烈的不滿和批評。當中國媒體讚揚馬英九和他的兩岸政策時，北京繼續對台灣進行廣泛的政治作戰行動和網路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報行動顯著地擴大。

台灣和中國之間的學術交流，使大量受過高等教育但待業或失業的台灣人前往中國尋找工作，其中包括許多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士。由於對如何辨識或抵制中國情報誘因知之甚少，他們成為孔子學院、中國國家安全部、解放軍機構，以及其他為「研究」和「諮詢」服務提供資金的組織的獵人頭目標。這些學者通常負責報告台灣的經濟、政治、社會問題、安全，以及中共政治作戰界極感興趣的其他議題，這大大增強了北京分化和打壓台灣人民的能力。

詹姆斯敦基金會研究員馬蒂斯將馬英九的統治，描述為台灣與中國情報戰期間的「黑暗十年」。他的報告提到，在馬英九政府期間台灣的「情報和反情報失敗」損害了其聲譽，「並引發了對台灣的懷疑」。除了對台灣學者和學生的影響，中國的政治作戰和情報操作人員還大幅增加對退休政府官員的接觸，尤其是負責國防、經濟穩定、外交事務，以及其他國家重要職能的軍官和部長級官員。許多人被收買以獲得免費前往中國的機會，並在中國國有企業董事會擔任顧問或董事的高薪職位。

一位要求匿名的中華民國官員表示：「馬英九打開了中國對台灣的滲透之門，因他讓步過多導致了大規模的反彈。」的確，馬英九政府因其親中政策而面臨越來越多的批評和抗議，並很快陷入激烈的國內政策分歧，就像陳水扁政府時期一樣舉步維艱。

二○○八年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問台灣，被許多台灣人視為是推動與中國統一的舉動，並引發了暴力抗議。抗議者在街上投擲汽油彈，據報導有一百四十多名警察受傷。大學生和教授們發起和平靜坐，稱為「野草莓學運」，要求制定更合理的集會法並停止警察的暴力行為。106 二○一四年，由學生和民間團體聯盟發起的「太陽花學運」，大規模地抗議馬英九的兩岸貿易政策，部分抗議活動包括學生占據立法院。

二○一五年十一月，馬英九在新加坡會見習近平，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元首六十六年來的首次會晤。這次會議被認為是「不平等的」，馬英九被指責犧牲了台灣的民主價值觀並試圖「再中國化」（re-Sinify）台灣。108 在他的政府任期結束時，許多台灣人認為馬英九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方向上走得太遠，犧牲了台灣的主權和利益。109 民進黨致力於建立更「台灣」的國家身分，並在二○一六年總統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兩年後，馬英九因洩露機密資訊而被裁定有罪，違反了中華民國的《通信保障和監察法》，進一步損害了他的政績。

蔡英文總統與「冷和平」

自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於二○一六年一月十六日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並於五月二十日就職後，便以「冷和平」（cold peace）定義兩岸關係。民進黨黨綱最終追求主權獨立的台灣，不接受中國的一國兩制原則，也不接受所謂的九二共識。

正如當時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黃偉峰博士所解釋的，「冷和平」的基本參數是中國和台灣都實行的一套政策。北京方面已經表示，「除非蔡英文接受中國對『九二共識』的先決條件，否則中國和台灣之間不會有正式或半正式的溝通，台灣不會有國際空間，也不會再有對台灣的『經濟援助』。」而蔡英文則不太願意同意九二共識，因為她當選總統時發表了「一個模糊的承諾，要維持兩岸之間的現狀」。

為了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傳，黃偉峰繼續說，「蔡英文宣布她的政府將尊重一九九二年兩岸兩會及其後所有發展的『歷史事實』；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實施現有的兩岸條例和協議，就像之前的政府所做的一樣；並建立一個『一貫性、可預測、不挑釁』的與中國大陸互動框架。」她還表示，對中國的善意不會改變，而且她之前的承諾不會改變，不會屈服於中國的壓力，也不會回到兩岸對峙的舊模式。112 但中共對這些保證並不滿意。

因此，中國和台灣之間的兩岸關係已陷入僵局。公共部門的溝通管道中斷，私人部門的交流減少，同時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與台灣大陸事務委員會，以及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與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之間的官方和半官方管道也都中斷。中國隨後的策略是通過各種統一戰線和其他政治作戰行動，對蔡政府施加外交、經濟和軍事的壓力。中共的目標是迫使台灣實現政權更迭，或者促使蔡政府承認自己錯誤地挑釁中國。

二○一八年期中選舉干預

二○一八年十一月，民進黨在台灣舉行的期中選舉中，於地方選舉遭遇重大挫敗，國民黨意外地在台灣三個人口最多的城市贏得市長選舉。蔡英文遂辭去民進黨黨主席職務，但仍然擔任台灣總統。

雖然導致這次選舉結果的政治議題多元且複雜，但正如《華盛頓郵報》記者羅金（Josh Rogin）在文章中指出，中國對台灣選舉「大規模且成功的干預」，無疑有助於影響選舉結果。北京方面開展一場大規模的宣傳和社交媒體運動，散布假新聞以傷害蔡英文政府，「這座島上的二千三百萬人民透過臉書、推特和網路聊天群組，被灌輸反蔡英文和反民進黨的內容，這些內容由中國花錢僱用的『五毛黨』（即網軍）發表散播。」

在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和軍事情報局的指揮下，針對中共透過社群媒體操弄輿論，以及非法資助反對蔡英文和民進黨的台灣候選人等指控進行調查。然而，中華民國官員在選後的幾次討論中承認，洗錢和社群媒體操弄輿論很難證明，且調查本身非常耗時。

民進黨官員承認的另一個問題是，蔡政府在執政初期未能及早教育台灣民眾有關中國政治作戰的相關知識。一位知情的官員表示：「直到二○一八年九月，民進黨才開始購買關於『假新聞』和中國影響力行動的廣告。」當時，一些人認為這些指控只是選舉手段，許多台灣人對這些廣告持懷疑態度。更有部分購買廣告以抗議政府政策的人，將「慎防假新聞廣告」視為對他們「抹紅」的不實攻擊。

羅金指出，在選舉後，中國宣傳機構和北京的同情者「指責蔡英文的失敗正是她對中國的強硬立場不得人心且錯誤的證據」。117 這些宣傳平台還將選舉結果描繪成自二○一六年民進黨當選以來，習近平孤立台灣並削弱台灣國際地位策略的合理化理由。

更加不祥的是，在二○一九年一月二日，習近平在一場首次專門討論台灣問題的演講中，語氣十分強烈地具威脅性。在蔡政府於元旦談話呼籲中國必須以「和平對等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天後，習近平宣稱：「國家強大、民族復興、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更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二○二○年的總統大選干預

在台灣二○二○年一月十一日的總統及國會大選之前，中國因為干預台灣二○一八年期中選舉取得的成功而變得更有信心。北京方面對其支持的候選人、時任高雄市市長的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的當選抱有很高期望。然而，這是一個虛幻的盼想。

根據二○一九年十月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的報告，在二○二○年選舉前，中國除了使用標準的軍事恫嚇外，還採用其他「對美國來說更為陰險且知之甚少」的干預選舉工具。這些工具包括僱傭幫派集團、利用新媒體和傳統媒體，以及在「基層選區、學校、農會、宗教組織、家族宗派，甚至原住民部落」中，建立類似「統戰」的滲透網絡。

儘管如此，在台灣的第十五屆總統選舉和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中，蔡英文和她的競選搭檔賴清德以壓倒性優勢贏得總統選舉。他們獲得了刷新紀錄的八百一十七萬票及五七．一三％的得票率；而由韓國瑜和張善政領導的國民黨則獲得三八．六一％的選票支持，票數相差近三百萬票。 台灣是華文世界唯一的自由民主國家，台灣人民在蔡英文於二○一八年地方選舉的慘敗後，再次支持蔡英文總統連任四年。更重要的是，蔡總統所屬的政黨仍保有立法院的多數席位。

韓國瑜競逐總統職位前的聲勢崛起，看似是中國政治作戰成功的故事。他曾是一名沒沒無聞的立法委員、一名失業的丈夫，以及一家農產運銷公司的總經理，且有著「不光彩的私生活」。然而，在二○一八年，他受益於一場「顯然由中國機構策畫，由台灣親中大亨資助的壓倒性媒體運動」，當選了台灣第二大城市—高雄的市長，而高雄在過去一直是民進黨的堅實堡壘。為支持他的市長競選，廣播和社交媒體被大規模使用。數月來，由親中商界派系控制的當地媒體電視台，「據稱向當地的餐館、旅館和其他熱門場所支付費用……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時地播放旗下頻道，並利用演算法在社交媒體上進行類似傳播。」 作為中共更廣泛的假訊息和脅迫運動的一部分，這種透過廣播和社交媒體等類似手法，將韓國瑜推上了國民黨二○二○年總統選舉候選人的位置。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就是選舉前十一天，台灣立法院通過《反滲透法》以幫助打擊選舉假訊息。 類似於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這項法律對暗中代表中國行事的組織和個人進行處罰。然而，選舉前發現的中共選舉干預方法中，包括利用「網路內容農場」、YouTube，以及在台灣重要的鄉村中散布線下謠言。根據專門研究這類選舉干預、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洋的說法，擁有中共背景的社交媒體新聞機構主要位於中國大陸，其他地點包括香港和馬來西亞。

作為政治作戰行動的一部分，中國採取的其他步驟，包括使台灣的媒體環境更親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理人，「悄悄地付錢給五家台灣新聞機構發表文章，將中國描繪成一個將為台灣帶來繁榮機會的地方。」影響選舉的另一個攻擊方式為外交脅迫。在蔡英文的第一個總統任期內，中國「從台灣僅剩的幾個外交夥伴中挖走了超過半打。其中，吉里巴斯（Kiribati）和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兩個國家，直到二○一九年九月才改為承認北京而非台北。」中國的一個宣傳機構威脅說，如果蔡英文連任，北京將切斷台灣所有剩餘的盟友關係。

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戰場

當新冠肺炎病毒首先襲擊中國、然後波及全球時，北京利用這一病毒加大了對台灣的軍事和外交壓力。台灣對應新冠肺炎威脅的表現非常出色，忽略了世界衛生組織和北京虛偽保證的不正確訊息，台灣政府展現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蔡英文政府採取了「早期和積極的措施」，這些措施是從二○○三年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爆發中所學到的經驗，對阻止病毒傳播非常有效。128

自新冠肺炎大流行以來，北京的政治作戰機構利用對世界衛生組織和全球宣傳網路的強大影響力開展行動。根據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達姆尼亞諾維奇（Anastasya Lloyd-Damnjanovic）的說法，中國在世界衛生組織內的影響力排除了台灣的會員資格。達姆尼亞諾維奇聲稱，「世界衛生組織官員一直忽視台灣就病毒訊息交換和分享遏制病毒的最佳作法和努力。」 隨後，美國和友台國家努力讓世界衛生組織邀請台灣參加二○二○年世界衛生大會，卻遭到中共無情的宣傳反擊。中國《環球時報》等宣傳機構抨擊美國和台灣「將健康問題政治化，謀求永遠不會成功的分裂主義議程」。《中國日報》指責台灣被排除在世界衛生大會之外，是因為台灣拒絕接受一國兩制。

與此同時，北京透過一系列軍事演習加大了對台灣的脅迫和恐嚇力度，這些演習是在全球因新冠肺炎分散注意力的情況下進行的，以作為對台灣多方面施壓行動的一部分。132 中國軍機在二○二○年初三次越過台灣海峽中線，而在二○一九年只有一次。這些越線行為表明了軍事壓力的「急遽升級」。中國人民解放軍還參加了二月分為期兩天的聯合空中和海上演習，包括繞島的「背靠背」演習；四月，一艘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號和隨行的戰艦群逼近台灣海域。

與此同時，中共在二○二○年五月十日，利用外國出版物製造不確定性和擔憂，聲稱北京可能會透過推動「狂熱民族主義」運動，在這個有利時機點侵略台灣。香港英文報紙《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頭條標題為：「社交媒體上出現強烈呼籲，要求北京趁著全球忙於冠狀病毒危機無暇他顧時出手，但觀察人士認為中國當局不會倉促行動。」北京進一步強化了這一政治作戰策略，《環球時報》在五月二十三日的報導中特別強調，經過三十年的宣揚「和平統一」，中共政策不再要求統一一定要是「和平的」，同時軍事力量仍然是「最壞情況下的最終解決方案」。

下一章將描述一些當代的政治作戰行動，這些活動旨在實現中共對台灣實體和政治控制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