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年代仍然有人在流亡：頓珠的故事

頓珠（Dondrup）的意思是完成意義之事。頓珠是我朋友卓嘎的哥哥，卓嘎在內地班讀書，她在我隔壁班。我們經常一起玩耍。後來頓珠也成為了我的朋友。頓珠其實只比我大五歲。

2017年的時候，我在中國的一家媒體公司實習。我被邀請參加玉樹政府主辦的一家「新媒體考察團」。去之前我跟卓嘎問了一堆問題，我問她有什麼好吃的，涼粉怎麼樣，酸奶怎麼樣，酥油茶我吃不吃的習慣？她就耐心的回答我，說我肯定愛吃，涼粉是馬鈴薯做的。

對於這次旅行我唯一期待的就是吃——我大概知道旅行的內容是什麼樣的，與其說去考察，不如說就是拍攝那些在新聞敘述中常被描繪為「新西藏建設成果」的地方，把宣傳成果帶回去，發布之後，玉樹開心了，我們本地的媒體也開心了，雙贏，其他大多是無聊的活動。

飛機降落在玉樹巴塘機場時，窗外是寂靜的草色的原野與遠處的雪山，很漂亮。十月，風吹過來的時候讓穿棉衣的我都打了個哆嗦，因為是第一次到卓嘎的家鄉來，我依然非常興奮。我發了圖片給卓嘎，卓嘎說玉樹很大，她家在囊謙，離這裡很遠。

那幾天我們參觀了震後重建的嘉那嘛呢石堆，走訪新落成的「幸福示範社區」，聆聽「宗教自由與民族團結」的專題講座，也去參觀了地震博物館。行程蠻無聊，也無趣，最後兩天的行程可以由我們自己安排，我沿著附近的河流走，看到有位婦人在放生，我嘗試和她交談，她的漢語並不好。但她聽懂了我說我的朋友是這裡人，她說了我聽不懂的藏語，她告訴我，意思是祝我吉祥，身體健康。

當我在寫這些的時候，我想到那些「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的標語，寺廟門前紅旗飄揚，整齊乾淨的街道，彩色的小房子，學童穿著嶄新的制服，齊聲用流利的漢語朗誦課文。我卻總是感到不太舒服。

回去之後的不久，我提前結束了我的實習。這種工作一直讓我感到不適。我開始和一位新聞系的朋友商量建立自己的網站做報導。我聽過朋友們親口說的故事，我知道有什麼是我不能背叛的。一些看上去很美的東西並非真實——彼時，卓嘎的哥哥頓珠尚在獄中。我和卓嘎講，我說我一年前從香港回來的時候，也被帶走接受調查了，因為我做的關於天津港的紀錄片。我說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後面，我和卓嘎一直保持著聯繫，18年底的時候，我接到卓嘎的電話。

「娜娜」，卓嘎說，「我一直看你的網站，我看到你寫的新疆的事情，你要不要寫寫西藏？寫寫玉樹，寫寫我哥哥？」她的聲音有些激動。「我哥哥已經逃出來了」。

「是嗎」？我驚喜的快跳起來，我問他在哪裡，過得好不好，我怎麼才能見到他？她說你可以和他視頻，你可以聽他講故事。我說，那太好了。

不知道為什麼，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一次都沒有害怕過。我知道，也許講出這些故事是有風險的，但我想，我希望更多人看到，更多人知道。

彼時，我是一個有社會理想的中國人。和成長在我們這一代的許多人一樣，我看著《南方週末》長大，我經歷過非典、汶川地震、溫州動車、我看過好的記者如何失去他們的工作，我目睹這一切發生，彼時，我剛好20歲，我成為傳媒專業的學生，我成為公民記者。我有一個剪報冊，上面全是我感興趣的新聞報道，發自北京、發自香港、發自台北、紐約、柏林、新加坡——我渴望涉險，我渴望用自己的腳探索一下那道鴻溝在哪，我在完成每一篇報導的時候我都會想到夏日的夕陽，想到我第一節新聞課，我的老師說，她畢業的學校有一句校訓，寫傳媒是人類的良知，社會的道義。她把這句話送給我們，彼時，我發自內心地相信我是為了可以更好的做一個說真話的人，才來到這裡讀書，我是為了說真話，才寫下這些文字。

於是，她問我怕不怕的時候，我說我不怕，她問我為什麼不怕，我說，我說你不怕，你哥哥也不怕，我也不怕。

*

我與頓珠第一次見面是在線上，他坐在在尼泊爾加德滿都的一家昏暗茶館裡。透過模糊的螢幕，頓珠的身影顯得格外瘦削。他穿著一件褪色的紅色僧袍，雙手輕輕捧著熱茶，指尖微微顫抖。

在這場線上訪談中，他用帶著藏語腔調的普通話輕聲開口：「謝謝你願意聽我講出來。」

他的語氣平靜，溫和，他和他的妹妹長得很像，我想到他從什麼地方來，我想到那些彩色的房子，飄揚的五色经幡，我問他是不是還好。我說，我很難想像，我們這個年代還會有人在流亡。

他說，外面在下雨，總是在下雨，他會想念以前的寺廟，想到很多事。

他給我講他的故事，講那個雪夜發生的事，他被帶走那天，門並未被猛力撞開，也沒有高聲怒吼。只有幾聲沉悶的敲擊，接著是門軸吱呀作響的聲音。三個便衣進門，拍了拍他，「起來，跟我們走一趟。」其中一人用漢語低聲說，頓珠記得，他本能地抱緊了枕邊的經書，卻很快感受到一隻手有力地按住了他的肩膀。在粗略的搜查中，一張夾藏於經書中的達賴喇嘛照片滑落地面。頓珠清晰記得，現場陷入了短暫的靜止——沒有人責問，也沒有人多言。

其中一人輕輕點頭示意，隨即有人上前，他說，「走吧，配合調查。」穿過寺院昏暗的走廊，頓珠被兩人夾持著快步走向外頭的寒風。

在他經過大殿時，他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那座曾陪伴他誦經無數個晨昏的金頂，如今在雪霧中顫抖著，遙遠而模糊。車輛等候在寺外——一輛黑色的越野車，沒有標誌，無聲無息。

「我以為我會消失了。」

於是我問他，你被帶去了哪裡？「我也不知道。好像是個廢舊的倉庫，沒有任何標誌。室內只有一盞昏黃的燈泡，沒人告訴我為什麼被抓，也沒有告訴我會被關多久。每天，有人打開門，扔進來一碗冷飯和一杯水。偶爾，他會被帶到一間燈光刺眼的審訊室。坐在矮桌前，他面對的是表情冷漠的審訊官，問題總是重複：「這張照片從哪裡來？」「誰給你的？」「你與境外有聯繫嗎？」

頓珠幾乎總是保持沉默。他知道，任何一句話，都可能牽連到無辜的人。每隔幾天，他就會被要求在一份認罪書上簽字，承認自己「持有分裂分子照片」「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國家安全」。「他們說，簽了就可以早點回家。」頓珠苦笑著和我說。「但我簽不下去。」

拒絕的代價，是整夜罰站，或者沒有食物。房間裡沒有窗戶，只有牆角一個小小的通氣孔，吹進刺骨的冷風。「在那裡，時間是靜止的。」他抬起頭，看了看窗外，眼神裡有種難我難以形容的陌生和遙遠。在孤獨與無盡重複的壓迫下，頓珠總是默默念著經文，撐過了一天又一天。他的指尖在空氣中無聲地掐動念珠的節奏，即使手裡都沒有。

他這樣度過了半年，183個日夜。

直到一個清晨，頓珠被叫出牢房。沒有正式的通知，也沒有任何文件。一名便衣丟給他一件破舊外套和一雙磨損的鞋子，只簡短地說：「走吧。」他穿過一條灰暗狹窄的走廊，走進刺骨的晨霧裡。一輛小越野車等候在路邊，司機低頭不語，把他送回玉樹結古鎮郊外的一個小路口。

「再往前，就要自己走了。」頓珠說，語氣淡淡的。「你能想像嗎？我後面回去，我發現寺廟的門口都貼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了。我熟悉的幾個師兄弟也都不見了，有的人走了，有的去學習班了，他們和我說，我們能不能繼續在這兒，主要看我們能不能宣傳國家政策，如果不行，那我們就沒什麼存在的價值了。」

「我睡不著，晚上我蜷縮在我的小房間裡，看著角落的酥油燈，我覺得從來沒這麼冷過。」

離開的那天，他沒有回頭。「留下來，只會是另一種慢性死亡。」他輕聲說。他用舊羊皮袄裹住身體，把僅有的糌粑、乾酥油和一壺水塞進破舊的帆布包，踏上了朝南的山路。冬季的高原極度殘酷。夜裡氣溫降至零下二十度，寒風割裂著皮膚。頓珠只能白天藏在山洞或岩石後，夜晚在月光下緩慢前行。「我必須避開所有公路和邊境哨卡。」他記得，每走幾百步，就要停下來，貼著地面仔細聽是否有車聲或狗吠。

第三天，他在一個無名小村附近遇見了一位老藏族牧民。對方什麼也沒問，只是遞給他一碗酥油茶，低聲說：「往西南，翻過第三座山，走夜路，小心邊防兵。」那晚，頓珠蜷縮在牧民廢棄的羊圈裡，遠處傳來狗吠與巡邏車的燈光。他趴在冰冷的泥地上，一動不動，連呼吸都極輕。接下來的幾天，是他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刻。積雪深及膝蓋，山路狹窄陡峭，頓珠只能一步一步緩慢爬行。每走十步，他便需要停下來喘息，胸口彷彿被石頭壓著，指尖早已被凍得失去知覺。在接近尼泊爾邊境的最後一段路上，他幾乎筋疲力盡。嘴唇乾裂流血，雙腳腫脹到無法彎曲，眼前常常一陣陣發黑。有一晚，他在雪地中迷失了方向，只能蜷縮在一塊冰冷的石頭旁，靠著不停默念《六字真言》，熬過徹夜的絕望與寒冷。

第十一天清晨，霧氣瀰漫的山谷中，一條蜿蜒的碎石小路出現在遠方。那是尼泊爾境內的路。頓珠拖著疲憊到極限的身體，跌跌撞撞地走下山坡。幾位穿著破舊衣裳的尼泊爾藏族村民在田邊幹活，他們看到頓珠，先是警惕，隨後有人悄悄招手，示意他快步過來。在那個小村子裡，他喝到了第一口熱茶，吃到了第一碗溫熱的糌粑湯。終於，他再也抑制不住，伏在簡陋的木桌上，無聲地哭了許久。

幾週後，頓珠來到加德滿都的一間擁擠的藏人庇護中心。那裡聚集著無數與他一樣，失去了家園，卻仍不願放棄信仰的人。每天清晨，他仍會誦經，指尖撫過早已發皺的經書。

*

我想，也許有一天，我會去尼泊爾，我會見到他。也許不會。我不知道。

關掉連線的時候，螢幕上只剩下一片灰暗。我的屋子裡異常安靜。這個故事沒有什麼戲劇性的英雄時刻，沒有過多的起起伏伏，就像頓珠講述時的樣子，他說話慢慢的，那麼溫和，友善。

我們成為了朋友，偶爾，我和他發消息，我說夢見他了，夢見了他小小的房間和酥油燈。

我並不是佛教徒，我信基督，但我仍然為他的經歷所動容，我總是會想到，在那樣的日日夜夜裡，應該要多麼勇敢才能熬的過去。漫長的孤獨，漫長的跋涉，另一面是繁榮的新西藏，飄揚的旗幟，價值觀標語，如今，那些漂亮的小房子也在我的記憶裡漸漸模糊。我總是想，想著多少人仍在長夜之中，等待、流亡、經歷苦難，他們又做錯了什麼？我總是放不下。

神啊，這些試煉也都是人要經歷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