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04_《香港何去何從》2暴力與非暴力之間

暴力的蔓延和升級
我的香港大學朋友中,有很多都參加了抗議示威活動,或者對示威者表示同情,另一方面,我也有一些朋友明確表示自己支持警察鎮壓抗議活動。
瑪麗(Mary)是我還在香港大學讀書時,在大學研究所擔任行政助理和協助蒐集研究資料等工作。因為她曾在加拿大生活過,英文說得很流利,不過在跟我談話時全程都使用普通話,對於廣東話不好的我來說,瑪麗的這個舉動讓我感到非常親切。除此之外,瑪麗還經常邀請我到她家做客、跟她一起去爬山。
現在,瑪麗已經六十多歲而且退休了,她常去聽音樂會或外出攝影,過著悠閒自得的生活。她的先生在一家中國公司工作,夫妻倆也會一起參加攝影同好會,而這個攝影同好會的成員們也時常到中國貧困地區參加救助活動。也許是因為瑪麗的生活圈與中國密不可分,因此她對香港的一系列抗議活動抱持著批評的態度,並且一直強調香港政府、警察和中國政府都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而做出種種努力,也經常能在臉書上看到她發表這類的評論。
比如,在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那是港鐵太子站發生衝突事件的六個月後,警務人員向發起紀念活動並佔領彌敦道的示威者發射了催淚彈。當天示威者的行動讓瑪麗非常憤怒,她在臉書分享了寫著這些標語的一張照片:「今晚曱甴(蟑螂)們又出動舉行紀念活動了!他們向周圍放火。重建香港需要警察。打倒時代革命的曱甴(蟑螂)!」
由於COVID-19疫情,以及一系列示威抗議活動的影響,香港經濟持續低迷。香港政府頒布了一項抗疫經濟政策(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每位香港人可獲得一萬港幣補貼(約日幣十四萬元、臺幣三萬三千元)。對此,一位香港女性站在街頭、手舉著標語,上頭寫著「我可能會拿到一萬港幣,『黑警』將拿到二十五億港幣補助(每位警察約有八萬五千港幣),七千五百萬港幣買六台裝甲車,六億港幣買子彈。我寧願不要這一萬塊!」瑪麗也轉發了這位女子的照片,並評論她「無藥可救!痴線(神經病)!」在社群媒體上這位女子的照片同時被支持示威者、反示威者大量轉發,然而後者的評論大都十分辛辣:「黃屍、暴徒、痴線!要申請一萬塊,就支持嚴格執法的政府和警察。」
瑪麗也經常發布稱讚香港警察行動的影片,其中一支短片裡的旁白是這樣寫的:
「二〇一九年,香港正在淪陷。這一回的反送中運動,說明人的行為和思想如同蛋殼般脆弱。他們經常高喊『香港加油』等口號,呼籲大家團結,實際上是在給大家洗腦。每天,示威者們在社群媒體上散布大量錯誤信息(資訊),只是為了讓大眾痛恨警察和政府。為了贏得所謂的『自由和民主』,連同自己的道德底線都埋沒了。他們犧牲了別人的自由,利用小孩作為政治工具、縱容暴力。」
「香港警察為大眾安全著想,為了保護大家不受傷,才會在這裡面對各種攻擊,我們堅決保護香港——香港警察為我們而來,不畏艱險。英勇作戰的香港警察。」
在這支短片中,有名警察被身穿黑衣黑褲的人以雨傘和棍棒毆打、反抗的場景;也有一個小孩子站在天橋上高喊「香港人,加油!」,從橋下經過的示威者則邊走邊回應。影片的最後,播放了一個示威者放火點燃一名反對示威男子的震撼畫面。這是在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身穿綠色襯衫的男子先是在天橋上與人爭執,一名身穿黑衣的蒙面人向綠衣男子潑灑液體,並將其點燃,可以看到被火焚燒的綠衣男子拚命地想脫掉衣服,周圍的路人怕被波及而急忙躲開。這段暴露示威者展露暴力的影片在網上廣為流傳。
自由還是賣國
事件發生不久後,我和瑪麗在Facebook Messenger上有了這樣的交流。(以下文字,M代表瑪麗)
M:「香港正在衰落。我們老一輩人建立的一切都被破壞了、道德也被敗壞了。妳在香港住過妳應該知道,說香港沒有自由?正好相反,怎麽能說殖民地時代有民主呢?香港回歸中國後,逐漸有了選舉。民主是一個進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實現的。想在英、美國面前搖尾乞憐,那不就等於是賣國賊了嗎?」
我:「現代的社會分化激烈,不同立場的人之間越來越難交流。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這個矛盾。我研究過中國的人權運動和公民社會,在某種程度上我能理解香港年輕人對香港前途的擔憂。最近,連在旅日的中國人,甚至是日本學者,都發生了在中國被扣留的事情。我無意詆毀中國的一切,但我不得不批評中國當局限制言論和學術自由。透過在中國做過的大量實地考察,我親眼看到也聽到了中國的嚴峻現況。我覺得香港已經失去了以前那種自由了。」
之後瑪麗傳給我一支〈是什麽讓抗議變成革命?〉(What makes a protest a revolution?) 的影片。一位身穿訓練服的白人女子用英語快速地解說:「世界各地都有人以『抗議』(protest)之名假借正義,實際上只是暴力和破壞的橫行。」說實話,我很驚訝瑪麗不是用自己的論述回答我的疑問,而是傳給我這支影片。她每天都會在社群媒體上分享許多文章和影片,一方面讚揚警察在危險中履行職責,同時又痛批做出暴力和破壞行為的年輕人道德低下、不守法。
我不是不明白瑪麗的意思。對於暴力行為加劇、公共設施遭到破壞、交通受阻等現象感到不安的人不在少數。上述提到一個示威者放火焚燒身穿綠衣男子的影片,也讓我震驚不已。起初我以為是假新聞,但當幾個訊息管道都證實是事實時,我非常失望。為什麽要做出如此激烈的暴力行為,我從心底感到悲涼。
直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我來到了香港的示威現場,第一次被一群全身黑衣的示威者團團圍住時,我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緊張感。在親臨現場前,我的大部分訊息都是從電視和網路上獲得的,所以這些「黑衣人」對我來說並不是太熟悉;當下我才意識到自己在日本所聽所見、自以為瞭解香港示威的形象,是多麼缺乏真實性。
我所參加的十二月八日示威遊行,剛好也是世界人權日活動的一部分。總部在香港的民間組織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小組」(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董事會任職的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同樣是前立法會議員的劉慧卿,以及與該組織合作拍攝紀錄片的朋友們,我和他們一起步行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
據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Civil Human Rights Front)公布的數字,當天參加活動的人數約為八十萬人(警方稱為十八.三萬人)。在香港,舉行遊行活動必須事先取得許可,但已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遊行申請都不被批準。十二月八日的遊行,是這麼久以來首次獲得政府許可的活動,人們可以光明正大的參與。隨著民主黨派在十一月的區議會選舉中獲得壓倒勝利,許多人似乎懷抱著信心和決心參與活動。這一天,也沒有發生常見的警民摩擦衝突,遊行活動和平進行到最後。
事實上,即使是在日本,我也鮮少參加過示威活動,所以在這次的遊行裡,我走得有些不知所措。劉慧卿在旁為我引路,直到我們走到一個募捐攤位前。劉慧卿曾長期擔任立法局和立法會議員,是香港民主黨第一位女性領袖,也被媒體稱為「香港鐵娘子」。一九八四年,當時的她還是記者,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所召開記者會裡,她詢問前首相柴契爾:「與中國簽署聯合聲明承諾將香港五百多萬人交給共產主義的獨裁體制,這在道義上是否允許?在國際政治上,是否可以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而犧牲道德?」劉慧卿神情嚴肅的說:「我當年的擔憂正在成真。」即使從政界引退,她也積極接受媒體採訪,報導中國的人權問題和香港的民主自由現況。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她特地來日本參加了中國人權律師紀錄片放映會與相關活動。
劉慧卿離開後,我繼續跟著何俊仁步行。路上不少人跟他打招呼,他都以微笑回應。遊行途中,我們碰到了香港民主黨的創始人李柱銘和歌手阮民安。何俊仁接受了媒體採訪,並與他們合影留念。不知何俊仁當年做議員的時候,是不是就如此受年輕人歡迎,一個又一個的年輕人陸續過來跟他親切喊加油。不知道他們是否因為一個月前發生何俊仁在地鐵站,遭到幾位親中派人士襲擊才有這些舉動?幸好他的傷勢不嚴重,似乎也沒留下什麼後遺症。何俊仁出示手機裡的圖片苦笑著說:「有一則有趣的漫畫正在網路上流傳,我被點名是『禍港四人幫』中成員之一。」
跟支持示威行動的香港名人們走在一起,我的臉很可能會在媒體曝光。一位在香港生活多年的日本友人勸我不要這樣做,我看著身旁的何俊仁和為他加油的市民們合影,不停地接受媒體採訪。雖然我的內心仍感到不安,但也已覺悟到如果在乎這件事便什麽也做不了。
禍港四人幫
何俊仁被列入「禍港四人幫」之一,這清楚表明他在中國的「黑名單」中名列前茅。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親中的香港《大公報》裡介紹中央政法委員會《中國長安網》報導的「禍港四人幫」:
「亂港派(在香港製作混亂的團體)於近期發起的遊行中,製作暴力衝突,而多次煽動示威者、製造混亂的正是壹傳媒的黎智英。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等人勾結黨派、沆瀣一氣,意圖賣港求榮。中央政法委員會官網《中國長安網》昨日於首頁中,點名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及何俊仁四人為『禍港四人幫』,力數『十四宗罪』。他們正是香港過去兩個多月以來,讓正常秩序遭受暴力衝擊,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摧毀香港經濟和人民生活的罪魁禍首。該文強調,法治不容挑戰,正義必將勝利;香港是中國的香港,絕不容許任何外部勢力以任何方式插手和干預!十四億中國人民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決心堅定不移!」
《中國長安網》所說的十四宗罪到底是什麽呢?根據《大公報》整理出來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何俊仁等四人的罪行,黎智英遭指控的「鼓動極端違法行為,甘做美國走狗」「操控綁架輿論,輸送政治黑金」「政治捐款,賣港投美」三大罪名。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黎智英在西方反中勢力的支持下,創辦政治性極強的壹傳媒有限公司,賣掉服飾品牌佐丹奴的全部股份後,正式開始了他親美反中的賣港之路。美英政治勢力借助壹傳媒不斷插手香港事務,每當反對派組織招募人員上街遊行前,《蘋果日報》勢必連篇累牘煽動人民走上街頭,詳列遊行時間和路線,完全是動亂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另外,黎智英的身邊有個名叫馬克賽門(Mark Simon)的美國人,該人具有美國海軍情報背景,由他負責黎智英與美國的聯繫。賽門以壹傳媒高層身分向美國政壇募款超過二十次,在二〇〇八年美國總統選舉時,向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捐款三次。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黎智英前往美國華盛頓,與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就香港局勢進行會晤。事後黎智英公開表示:「香港正在為美國而戰,香港民眾正在同美國一道,與中共進行一場價值觀的戰爭!香港人需要知道美國站在他們身後!」
對李柱銘的指控是「修例始祖,反修例先鋒」「賣港黑中介,黎智英引路人」「唱衰香港,接二連三告洋狀」「與黎智英相互勾連,蠱惑民眾暴力亂港」四宗大罪。
實際上,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李柱銘就在香港立法會會議上首次以「逃犯危害香港安寧」為由,動議特區政府要安排中國與香港兩地可移交罪犯。《逃犯條例》正是他提出審議修訂。《中國長安網》也指責此次「反修例」暴動的起因,正是因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著手修補由李柱銘率先提出的司法漏洞,李柱銘卻反而大力反對。且透過自身曾任立法會議員和資深大律師身分,李柱銘不僅為西方反華勢力在香港培養「代理人」,還多次遊竄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接二連三告洋狀,並於二〇一九年九月中攜黃之鋒等人再次前往美國,著手推動美國國會通過新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黎智英一手掌控的「港獨」媒體《蘋果日報》,大肆發布自己署名文章,加以偷換概念、歪曲解讀的骯髒手法,公開抹黑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煽動蠱惑普通香港市民參與「反修例」,極力煽動民眾與香港政府和警方進行暴力對抗。
至於陳方安生,是「如意算盤未如意,以退為進藏禍心」「人前滿口仁義道德,背後大肆收受黑金」「自稱『香港良心』,實則『出賣良心』」「退休不甘寂寞,蠱惑分裂公務員隊伍」這四宗大罪。
《大公報》還指控,作為特區政府「二把手」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與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時常對峙,因而在二〇〇一年四月宣布提早退休。退休後的陳方安生,於二〇一三至二〇一四年間,三次收受「禍港四人幫」黎智英捐贈的巨額「政治黑金」三百五十萬港幣,助其繼續從事亂港活動。此次「反修例」運動爆發之前,陳方安生前往美國,全力向白宮官員和參議院、眾議院議員遊說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遊行,並公開向美國副總統彭斯表示,「美國完全有權過問香港人權和『一國兩制』」,請求美國出面干涉香港內部事務。為繼續向香港政府施壓,陳方安生憑藉曾為特區政府前政務司司長的身分,公開鼓動公務員罷工參與遊行示威活動,企圖癱瘓政府各項功能,自下而上削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執政權力。
對於何俊仁,《大公報》則指控他「素養低下,誠信破產」「政治投機,美國鷹犬」「利用『新聞自由』,混淆視聽」,具體的還有以下幾條例證:
二〇二一年香港特區特首選舉期間,何俊仁公開質疑當時的參選人梁振英「個人誠信」有問題,但何俊仁被多家香港媒體披露,隱瞞自己是某家公司的董事身分,以及於公司名下位於九龍城東方花園一處超過一千兩百萬港幣的豪宅及車位。另外,在二〇一四年,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宣讀預算案時,何俊仁被發現公然使用iPad瀏覽多張妖艷女性相片長達半小時,之後被戲稱「AV仁」。
何俊仁時而反美時而反中搖擺立場,曾利用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身分,逐漸取得美方情報部門的高度關注並與其主動接觸,逐步成為一名美國在香港大力扶植的政治代言人。也曾公開發表言論攻擊中國人權制度,並反對《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反修例」暴動初期,警員在執法中束手束腳的事實證明,正是何俊仁遏制警權的論調甚囂塵上,才導致打著「民主」「自由」旗號的遊行者演變成為了具有恐怖主義傾向的暴徒,使香港秩序遭受嚴重破壞。
——我們從文章中的詳細解釋說明部分,可以瞭解中國當局對「罪行」的看法和立場非常明確。列舉如下:
不允許外國勢力干涉屬於中國的香港事務。
對美國特別敵視。
哪怕是與美國議員或官員會面、交換意見,也會被視為「黑色仲介者」,屬於特殊聯繫。
即使是合法的捐款,來自美國的政治捐款和支持香港民主捐款都被視為「黑錢」。
關於捐款,雖然提到了具體的數額和來源,但沒有解釋運動者為何會收到捐款。
質疑運動者個人素質和道德,引導民眾懷疑其是否值得信賴。
對於國際社會批評香港警察使用暴力、拘留、侵犯隱私等行為,並呼籲建立監督警權的國際體制持批判的態度。
接下來我想談談我自己是怎麽看的。
在我個人的印象中,四人之一的何俊仁是個溫和且有魅力,並有著強烈意願幫助弱勢群體的人。至於他曾在國會期間以iPad觀看女性照片的事情,我詢問了一些年輕的社會運動家,有的會笑說:「如果你在立法會開會現場看女性照片,就會被坐在你上面的媒體用長焦鏡頭拍下來。他竟然沒有發現,還一直在看,真是太尷尬了!」有的則是會說:「我尊重為香港民主化奠定基礎的何俊仁」。
何俊仁在香港大學就讀法律系時就曾參加學生運動。在七〇年代,香港只有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兩所大學時,持不同政治立場的學生都積極參加學生運動。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此刻在香港的政治、媒體和文藝界擔當著重要的角色。何俊仁曾參與勞工運動和保釣運動,並當選香港大學學生會理事。一九七七年,何俊仁大學畢業後成為一名律師,在為社會弱勢群體和受壓迫者發聲的同時,他對政治產生了興趣。當時,他的主張是支持香港回歸中國、實現民主施政。這樣的理念到現在仍堅持如一、從未改變。
何俊仁還在一九九〇年參與了香港第一個政黨「香港民主同盟」(民主黨前身)的組織與建立,為一九九一年的第一次立法會選舉做準備。之後,他歷任立法局議員、區議會議員、立法會議員、兩任香港民主黨主席。他現在是「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以及「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的主席。該團體因主辦追悼天安門事件集會而聞名,以「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終結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等五大目標持續進行活動。
在香港,陳方安生是個無人不知的人物。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經常看到她出現在媒體上,對這位活躍的女性領袖非常敬佩。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斯文、思維敏銳、意志堅強,而且舉止優雅的人。我想,如果連這樣的人也被列入中國當局的「黑名單」……或者應該說,正是因為她是這樣的人才被列入名單中。
陳方安生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香港大學英國文學系,並進入香港政府擔任政務主任。一九九三年,她被港英末代港督彭定康任命成為第一位布政司(現為政務局長)的華人。香港人對陳方安生非常信任,香港回歸後,各方面都有聲音呼籲讓她擔任特首,但最終沒有實現。回歸後,她被任命為特首董建華手下的政務司長。據悉,陳方安生經常與強調政策制度是由上而下的董建華意見相左,於是在二〇〇一年辭去政務司長的職務。
李柱銘從政二十三年,是香港最年長的民主人士之一。
他有十多年「大律師」(barrister,法庭辯護律師)經驗,同時也是「資深大律師」9,這是專門留給有業績的大律師之稱謂。他也是民主黨的創始成員之一,連續當選議會議員,直到二〇〇八年宣布退休。
另外,何俊仁和李柱銘在香港回歸前都是立法局議員,回歸後是立法會議員。現在的香港立法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其前身是英國殖民時期的立法局。香港立法會在一八四三年任命了三名成員,一八四四年舉行了第一次會議。爾後,議員數逐年增加,從勞資糾紛蔓擴大為反英運動的六七暴動後10,為了穩定社會,實現社會的部分民主化,人數逐漸增加到二十六人。一九八五年開始實行間接選舉制度,從選舉團體和業界團體選出的功能界別選舉名額來進行票選。在一九九一年的選舉中導入直選配額,席位數增加到六十個。
在直選名額中,回歸前的中小選區制被回歸後的名單式比例代表制所取代。選票在五個選區內分別計算,每個選區選出一定數量的議員。現在,議會的席位數為七十個(直接選舉和功能界別選舉各占三十五個席位)。
李柱銘的職業生涯非常有趣。一九六〇年代,港英與中國關係緊張,李柱銘作為律師,一度擔任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勞工辯護律師。從前述的六七暴動等案件可以看出,他要替當時反對港英政府立場的人辯護並不容易。也許是對這種「政績」的認可,一九八五年,李柱銘被選為中國政府組織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同年,他以法律界的功能界別名額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同時也被選為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為改革殖民地法律和代議制而奮鬥。此外,他還積極推廣法律文書的中英文表記運動。
然而,六四事件後,李柱銘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職務,以示抗議。中方對此不批准,反而通知李柱銘解除了其委員資格。
在李柱銘的網站首頁,有李柱銘作為第一任領導人的《中國民主黨宣言》。其中包含了他的 「我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港人民主治港」「我們關心中國,作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香港人有權利及責任去參與及評議國家事務 」等理念。11
何俊仁、李柱銘兩人都認為民主、自由、人權、法制是進步和繁榮的基礎,應該在祖國中國實現,而且他們認為,香港的民主化與中國的民主化是互相關聯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非常「愛國」,但在中國當局的壓力下,他們被沒收了香港人到中國旅遊時必須有的「回鄉證」,不被允許入境中國。李柱銘還繼續敦促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不要袖手旁觀,以確保香港的高度自治,中國當局對他的努力感到非常緊張。
《蘋果日報》創始人
最後一位,黎智英,他在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與其他十名媒體人和活動人士一起被捕,罪名是涉嫌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港區國安法》)。黎智英創辦的《蘋果日報》一直對中共政權持批評態度。這一天,兩百多名警察突擊檢查了壹傳媒總部大樓,沒收了辦公室裡的文件和電腦,並將黎智英等人強行帶走。
關於《港區國安法》,在第七章將會詳細討論,於此先簡單提一下。該法於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由全國人大通過,並於同日生效;對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主義行為、勾結外國勢力等相關犯罪進行了規定。原本應該在香港立法會審議的法案,卻以不合理的方式強行通過。
黎智英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關於他的自傳和介紹文章很多,大都是描述他是如何從一貧如洗的情況下成長為媒體大亨。黎智英從小就獨自生活和工作。他的父親在香港,母親被送進勞教所。姊姊和哥哥離家後分別上了高中和大學,家裡只剩下雙胞胎的妹妹和有輕微智力障礙的姊姊,黎智英靠賣廢鐵和在火車站幫忙搬運行李賺錢養家。
一九六〇年,年僅十二歲的黎智英帶著一元港幣從澳門偷渡到香港。之所以會想逃到香港,據說是當他幫一位香港乘客提行李時,得到了巧克力作為小費,那塊巧克力非常好吃,而那個好味道令他覺得香港一定是個天堂,他也想成為一個香港人。到了香港以後,他先是在一家工廠邊工作邊學會計,只讀到小學的黎智英,努力把英語練習得很流利。
在股票市場裡賺了大錢後,黎智英於一九八一年創辦了服裝連鎖品牌佐丹奴。一九九〇年,他賣掉了佐丹奴股份,成立了壹傳媒,並創辦了《壹週刊》。一九九五年開始發行的《蘋果日報》,最終發行量超過七十萬份。《壹週刊》以名人八卦和對政客的尖銳批評為特色,二〇〇一年臺灣《壹週刊》問世,二〇〇三年在臺灣推出《蘋果日報》,將港式狗仔隊文化帶入臺灣。二〇〇七年,黎智英申辦了中華民國身分證,取得了中華民國(臺灣)國籍。具有雙重國籍的他,還持有英國護照。
黎智英曾在各種場合說過:「六四天安門事件對我與事業影響深遠,沒有六四就沒有壹傳媒。」當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正如火如荼進行時,佐丹奴公司替參加抗議的民眾製作了印有:「下來!我們憤怒了!」口號的T恤衫並免費發放。就在那個時候,黎智英遇見了民主黨派元老李柱銘。九〇年代,黎智英曾因六四天安門事件特別寫了公開信,尖銳批評國務院總理李鵬,結果佐丹奴在中國的所有業務都遭到北京政府封殺,黎智英被逼得將手上所有股份低價售出,自此專注發展媒體事業。香港回歸後,很多香港媒體都變得更加親中,但壹傳媒卻始終如一地批評中共政權,並聲明不會自我審查。
二〇一四年五月,一度從《蘋果日報》退休的黎智英,再次重返回報社並擔任社長一職。同年九月,見證雨傘運動蓬勃發展之後,積極參與雨傘運動的黎智英於十二月十一日被捕,並卸任《蘋果日報》社長和壹傳媒集團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二〇一五年,黎智英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年度最具影響力的一百人」之一。
中學生黑衣人
那一天,我們開始行走的時候,人與人之間尚有空間,隨著人潮漸漸增多,半個小時後,我們陷入人山人海,前後左右,哪個方向都走不動的狀況。所有人都用攤開五根手指的手勢吶喊口號:「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人群走一會兒,停一下,又開始走,喊一聲口號,又繼續往前走。身處在這樣努力團結一致的人群中,我不知不覺中也感染到人們的激情。在「五大訴求」中,《逃犯條例》真的被撤回後,很多人繼續呼籲政府實現其他項目,因此提出了以下四點訴求:撤銷港府對示威遊行的「暴動」認定、成立獨立的警察暴力調查委員會、釋放被拘留和逮捕的示威者、舉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普選。
所有的示威者都戴著面具掩蓋自己的臉。他們大多只是平靜地走著,但我還是有些緊張。之後何俊仁說「該回家了」便隨即離開。我和朋友江瓊珠、盧敬華一起,茫然地眺望滿街的人潮。
江盧二人曾拍攝紀錄片《七〇九人們》及續集《七〇九彼岸》,記錄了所謂的 「七〇九事件」:二〇〇五年七月九日開始,有三百多名中國律師和維權運動人士被大規模抓捕並審訊。他們正在拍攝的第三部紀錄片《七〇九夥伴》,採訪了支持中國律師及其家屬的海外朋友,我也是受訪者之一。
江瓊珠提議:「我們來問問一些年輕人吧。」於是走近一個正在分發礦泉水和運動飲料的小孩。
這個小孩全身穿著黑色的衣服,戴著一頂黑色套頭帽子,把頭到脖子完全遮蓋住,只露出眼睛。當我走近的時候,我看到他有一雙非常可愛的眼睛。因為我不會說廣東話,所以當我用普通話和香港朋友交談時,他那雙可愛的眼睛瞬間有了陰影。我的朋友趕緊用廣東話解釋:「她是日本人,不會說廣東話,我來幫她翻譯。」當下我馬上就明白了,在這裡說普通話會讓人們產生警覺,認為我是從中國來的。我也認識一些中國的朋友,其中有許多同情甚至積極參與香港民主運動,這種以語言來區分彼此的做法,其實是刻意用來疏遠「中國人」、團結「香港人」。
這個男孩告訴我們,他是一個十四歲的國中生。我的兒子(當時)上小學三年級,個子也只比眼前的男孩矮一點,所以看著他有一種看著自己孩子的感覺。
他說:「這次我們籌到了九百元港幣(約臺幣三千元)。這已經是我第七次使用群眾集資購買物資並分發給大家。雖然我不能像『勇武派』那樣站上『前線』,但我跟『勇武派』一樣有勇氣。」
江瓊珠問:「你爸爸媽媽怎麽說?他們理解你在做的事嗎?」
「我的父母告訴我,要我小心行事。」
「這樣子啊,他們尊重你的意願,守護著你。那真難得。」
江瓊珠接著說,很多去「前線」的年輕人都與父母無法溝通,所以處在孤立無緣的狀態。在得知這個孩子的父母很能理解自己小孩在做的事,江瓊珠感到很高興。
那麼,「前線」是什麽意思?「勇武派」又是什麽樣的人?
「前線」這個詞通常是形容戰線的最前方位置,那是與警察發生衝突時最激烈的位置。在「前線」應戰的人通常都是「勇武派」。特別是自二〇一九年六月以來不斷升溫的暴力行動,其中包括破壞商店和道路、縱火以及與警察直接衝突等等。然而,這些勇武派的作風不但沒被和平示威者批評,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隨著人潮走到疲憊不堪的我們,之後從大街拐進了一條小路。那裡仍然有許多穿著全套完整裝備的黑衣年輕人走來走去。接下來,我的朋友隨街叫住了一位年輕人,沒想到他竟然是不久前經歷最「前線」的香港理工大學在校生(日後被稱「理大圍城」事件)。
大學圍城
香港有八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香港教育大學(由大學教育資助局資助)。其中,香港理工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成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中示威遊行活動的「前線」,學生與校外活動人士一起築起路障,抵抗試圖干預示威活動的警察。
示威者的行動變得如此激進,可能是因為點燃他們心中怒火的事件接二連三發生。特別是十一月四日,香港科技大學男學生周梓樂(Alex Chow)被人發現昏迷在將軍澳一棟公寓樓的多層停車場內,十一月八日被宣布死亡。大家猜測,周梓樂是在被警方追捕時,因逃跑途中不慎跌落以致昏迷。之後有了悼念周梓樂之死的一系列激憤抗議活動,十一月十一日,警方朝參加抗議活動的年輕人開槍,造成兩人受傷;當時由大學生和公民組織的獨立媒體拍攝了整個過程,影片迅速傳遍了世界各地的媒體頭條。
警方怎麼能夠如此輕易地向手無寸鐵的青年發射實彈,而沒有事先鳴槍示警?這樣的質疑聲不絕於耳。十一月十二日,警方突襲香港中文大學校園,使用了催淚彈和鎮暴水車,並拘留了多名學生。被圍攻的學生用汽油彈和弓箭迎戰,校園宛如戰場。中文大學方面取消了該本學期的所有課程,香港教育署決定所有學校暫時停課。
與警方發生衝突的學生和其他示威者也逃進香港理工大學內,一度有超過一千人躲在那裡。被警方持續圍堵的示威者與警方陷入僵局,被圍城的校園裡剩下的食物就快吃完了,有人利用校園和大學之間天橋逃出校園,剩下的學生們不願從警察守候的出口出去投降。十一月二十日,甚至出現了試圖利用汙水系統逃出校園的示威者,但在離開下水道的人孔蓋時遭到逮捕。最後別無選擇的示威者們,在警方和大學官員的呼籲下只有選擇自首。激烈的示威活動逐漸平息,十一月二十日,校方在確認校園內沒有剩餘的示威者後發表聲明,要求警方解除包圍。換句話說,最後的結果是警方以警力封鎖並控制了香港理工大學。
十二月八日那天,被江瓊珠叫住的學生是香港理工大學的工科學生,在校園被包圍時,與他一起的三名學生從警察眼皮底下逃進一個小房間。他們在黑暗中屏住呼吸躲過警察的搜索,他描述當時躲在黑漆漆屋內,隔著門聽著警察的說話細節。
「當時的我不能用手機,也無法和任何人聯繫。隨著時間越過越久,我越來越感到口乾舌燥。我們能聽到警察們時不時的笑聲,不停地談論下一步去哪裡、如何進攻等。躲了不知道有多久,等到警察走了以後我們終於可以出去時,我感覺自己的腰都快斷了。」
和那位十四歲的男孩一樣,這名大學生從頭到腳都是黑衣,還帶著類似盾牌的東西。從遠處看他的時候,你可能會覺得他像是個恐怖分子,但是當你走向他、和他交談的時候,你的印象就完全改變了。從唯一能看到戴著眼鏡的眼睛裡流露的眼神,還有他的聲音,完全是一個沉穩樸實年輕人的樣子。
他還強烈表示自己願意再到「前線」去。「明天早上有一個行動叫做『黎明計劃』。我們準備在淩晨四點左右集合,一起堵住地鐵站入口。」
「你們要這麽早就出門嗎?」我很吃驚地問他,「我們會做我們該做的事情。現在還沒有決定具體的集合地點和時間,一旦決定就會做好準備。」他輕描淡寫地回答。
「黎明計劃」是準備在上下班高峰時間阻擋人們進出港鐵車站,但這個計劃最後失敗了。從清晨開始,讓全港示威者在眾多地鐵站裡共同示威不是件容易實現的事。於此同時,警方與抗議者之間的暴力衝突已經持續了半年多。火車站、機場和主要道路時常陷入封鎖狀態。即使是示威的支持者,他們也因為生活和工作無法回到正軌,挫折感越來越深。
十二月八日晚上,我約好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周保松,以及率領幾個社群媒體的記者張潔平一起吃飯,於是我搭乘香港地鐵然後步行走向灣仔。
那時太陽已經落山,但遊行仍在繼續進行中。大街上擠滿了人,人們一邊不停地走著,一邊高喊著「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當〈願榮光歸香港〉的前奏響起,現場氣氛越來越熱烈。當抗議者們齊聲唱起這首歌時,現場響起了歡呼聲和掌聲。
何以 這土地 淚再流
何以 令眾人 亦憤恨
昂首 拒默沉 吶喊聲 響透
盼自由 歸於 這裡
何以 這恐懼 抹不走
何以 為信念 從沒退後
何解 血在流 但邁進聲 響透
建自由 光輝 香港
在晚星 墜落 徬徨午夜
迷霧裡 最遠處吹來 號角聲
捍自由 來齊集這裡 來全力抗對
勇氣 智慧 也永不滅
黎明來到 要光復 這香港
同行兒女 為正義 時代革命
祈求 民主與自由 萬世都不朽
我願榮光歸香港
這首〈願榮光歸香港〉誕生於此次的示威運動,由香港「連登論壇」討論區成員共同創作,此歌曲在運動中廣為傳唱,被很多人視為香港的非官方「國歌」。
擲雞蛋與倫理
當我隨著抗議人群走在街道上,也不由自主地被人潮推著前進。等我覺得差不多該離開隊伍時,卻找不到穿越人群的合適位置。亂走了一陣子後,終於找到一個空隙角落,於是我停在那裡,脫離了遊行隊伍。
在我抬頭往上看時,一塊寫著「中國銀行 中國海外大廈」看板映入眼簾。在「黃/藍經濟圈」分類上,中國銀行更像是「藍店」,因為它是中國的國有銀行,堪稱是家「純藍」的企業。鐵門緊閉的大廈入口,不知道為什麽沒什麼人靠近。即使是想停下來休息的人,似乎也都迴避這棟大樓。
就在我一邊狐疑著一邊休息的時候,六、七個全身黑衣的男女出現在我身後,他們從背包拿出噴漆,在銀行鐵門寫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大字。這一切太突然了,我的身體緊張到無法動彈。他們是什麽樣的孩子啊,我很想看著他們的眼睛,可以的話,我還想跟他們對話,但我太害怕了,甚至連轉過身去面向他們都不敢。我怕我用普通話跟他們說話時,他們會以為我是中國來的,以致於對我採取攻擊性態度的話,那可就百口莫辯了。他們是國中生,還是高中生?我覺得他們比大學生年輕得多。
他們是朋友吧。他們笑鬧著在鐵門上畫塗鴉,其他孩子則撐開黑雨傘遮住正在塗鴉的同伴。塗鴉完成後,這群黑衣少年一同離開了銀行門口。同時,其中有兩個人轉過身來,從背包拿出兩盒雞蛋;他們一個個拿起雞蛋,一個個用力朝鐵門擲過去;然後又嘻嘻哈哈地笑了,所有的雞蛋都擲完後才離開現場。
這是一瞬間發生的事情。可能經常參加示威遊行的人會覺得稀鬆平常,但這在我心中產生了某種動搖。而且,在他們離開後,我感到些許的害怕,並且陷入某種思考。回想著那些孩子們有說有笑的身影,他們這麼做是想打擊中資企業?但當街塗鴉和破壞鐵門會被追究毀棄損壞罪的,這樣半遊戲性質做這樣的事情,是什麽樣的感覺?雖然我在現場,但我沒有對這些孩子說任何話。作為一個成年人,我難道不應該對他們說點什麽嗎?
說到這裡,瑪麗在臉書上又痛批了那些缺乏道德、思想偏頗的老師。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孔聖堂中學副校長因在自己的臉書上發表了:「黑警死全家,一個都不能少!」的藏頭詩而遭到抨擊。「教育之恥!」瑪麗在打上這幾個字並夾著憤怒的表情符號轉貼該篇文章後,又貼出了一篇名為〈儒家!愚家?〉的網路文章,質問孔聖堂中學無視學校實施的儒家教育,副校長怎麼能夠散布這樣令人反感的言論等等。隨後這位副校長遭到停職解聘,但因平日工作表現良好,後來也被允予復職。這篇文章中提到:「如果你們只是礙於社會壓力,你們不單包庇暴力、更是包庇說謊者。」以此嚴厲批評學校的決定過於寬容。
這次的示威運動,連國中、高中生都積極參與其中。在他們之中也有些人加入了不排除使用暴力的強硬派團體「勇武派」。另一邊,「和理非」(和諧、理性、非暴力)群體也表現出對「勇武派」一定程度上的理解。他們說,兩邊都在努力防止追求民主團體之間的分裂。
為什麼年輕人對示威運動如此投入?他們追求的目標是什麼?二〇一四年以「真普選」為目標的「雨傘運動」與二〇一九年的「反送中運動」,有什麽差異?另外,肩負教職的老師和家長,在孩子們深化學習的階段,應當如何支持孩子們正在逐漸成形的思想和行為?有的父母帶著孩子參加遊行,但當我看到學齡前的小孩子用可愛的聲音喊著抗議口號時,我內心也是五味雜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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