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近代史的真相，与谎言如何成为主流的？（上）

因为以前的工作和个人爱好原因，我曾经翻过对岸的历史教科书。看完有一个感想，就是两岸真是一家人，逻辑（甚至文风，用语）都几乎完全一致。

比如史观来说，两边都是1840史观，把满清看成是自己人。吹嘘“多民族国家”。都是“进步”史观，把历史说成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大吹特吹知识分子“启蒙”的作用。把人类历史写成了文化思想史。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prc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个表象，真相是prc的历史观其实和海对岸都是“新文化史观”，就是那帮新文化知识分子的产物。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民国和晚清这帮新文化知识分子其实一直脑控着汉人。

这套史观具体的内容我之前说过，我这里以后会再次总结，这里只谈点他们是如何“脑控”两岸的。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认为汉人近代历史上没有改革派或者保守派，只有革命党和保皇党。在我看来，工业化和现代化对正常民族来说都是从近代开始水到渠成的，士绅从君主手里夺权也是必然的。主动迎合这场风潮的人和被动迎合这场风潮的人没有根本区别，英美保守主义是一条正常的路，如果任何汉人王朝活到了18世纪，那么保守主义就可能发源于或者作为舶来品以后根植在这块土地上，变成“主流思想”。传统和现代就好像威权与民主的关系，只是“正常社会”的一体两面。

满清的入侵改变了一切。汉人注定和标准的保守主义无缘了。因为满清带来了极权统治，从此恢复过去的“正常社会”保守主义者就变成了革命党，而支持新朝雅政的人就变成了保皇党。

一般来说，前者会党多，没文化的人多。后者既得利益者多，知识分子多。我朝版的新文化史观和正统马克思版唯物史观不同。后者抽象崇拜人民，总是觉得“人民群众反抗，既得利益者叛变”。我朝不同，我朝最喜欢的话术就是“人民没有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士大夫既得利益者”特产。

所以不要奇怪革命党在近代史上是“失语”的。因为后者占据了知识分子主流，他们眼中的清末历史就变成了“真相”，变成了后人对当时历史的认识。

比如在他们的笔下，1840是这样的。无数的汉人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甚至在英军入侵“祖国”的时候夹道欢迎，他们一小群知识分子被洋人所谓“坚船利炮”唤醒了天朝上国迷梦。作为先醒者惊醒了，四处奔跑着“启蒙”，对抗愚昧的大众和执政者。

而实际情况是，革命党人，以狂热的民间会党（特别是天地会）为主，从来没有沉默，康熙的“改革红利”结束以后这股风暴愈演愈烈。天理教，白莲教，林爽文的起义都如同风暴一样此起彼伏。逃亡在外的海外华人不断和国内的会党配合，甚至岭南的士绅们最终也大部分站在了会党一边（尤其是十三行）。鸦片战争英军的到来让会党们大喜过望，配合英军作战的“卖国”的不是什么麻木的百姓，是起义军，他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取得独立。结果是洋人背刺了他们导致起义失败。到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各地自发的起义人民已经横扫了南方各省，满清官僚瑟缩在满城和军事据点中。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和保皇党知识分子描述的什么“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上国迷梦，少数知识分子觉醒”，然后洋务运动学武器，戊戌变法学制度”完全不一样。

同样的史料是可以剪裁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的。比如“福建向日本索要沉船，说北洋舰队的失败和他们无关”，在保皇党知识分子解释下是“没有国家意识”，而真实的当事人心态如何呢？实际上就是表达“满清输掉的战争和汉人无关”罢了。

发布于 2022-02-09 15:44

汉人近代史的真相，与谎言如何成为主流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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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论两岸教科书史观的一致性，就不得不谈“民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上一篇我说的是革命党和保皇党的由来，这一篇则讲保皇党怎么在民国成为主流的和他们观点的来历。

先说一下保皇党历史观怎么来的。保皇党历史观的开端是林则徐和魏源这批人，他们看到了洋人的厉害，主张学习洋人的“长处”。这个长处大概就是坚船利炮，类似于满人当初学习明军的阵法和火炮一样。后来这批人就演变成了所谓的“洋务派”。他们的对立面就是连洋人武器都排斥的所谓“顽固派”。洋务派无论是为了推行改革的话术，抑或着真恐惧学习一些正常民族国家的制度会导致满清垮台，一直在宣扬要技术不要制度。

满清治下的儒生虽然被满清高度污染，但在林魏的年代还没被彻底扭曲。所以林魏之后儒生出洋充当大使，特别热衷歌颂西方的制度，比如徐继畲，也就是“按华盛顿，异人也，…..”这人就是个典型。他们对正常的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推崇备至，认为是“三代之治”复刻。从这个角度来说，洋务派到这个时候甚至不能反映知识分子的一般主流观点。对知识分子来说，满清剃发易服的历史自然不可能轻易遗忘，满清有严重的合法性问题。他们是满清皇帝治下的既得利益者，但却不能和英美同行一样夺权。太平天国因为对儒家的敌视而让知识分子暂时站在满清一边，会党又暂时似乎让他们看不到胜利的迹象，所以他们只能艳羡英美的士绅民主的同时对满清皇帝跪拜。

保皇党从洋务派升级到改革派，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洋务派就取得了知识分子的主流地位。改革派的核心论调不是“制度改革”，而是诉诸于爱国主义。用国家主义取代汉人的民族意识，用“爱中国”=“爱大清”=爱满清=爱儒家=爱满清儒家来动员知识分子，消解了知识分子对于合法性的担忧。康有为和梁启超还代表满清皇帝开出了大把空头支票，让士绅们以为他们能“自治”和建立英国式立宪民主，让他们认为满人皇帝从此就和英国的德意志君主一样，让旗人集团消失于历史舞台。因此士绅们完全站在了改革派一边。就如同孙中山回忆的那样，康梁的存在直接让广东士绅从支持革命转向立宪。日后辛亥革命成功，多亏了士绅们被皇族内阁中满人集团的存在震惊，发现英国模式走不通。导致他们在会党渗透新军起义成功后不得不响应革命。

但无论如何，改革派实际上从康梁那时候就在知识分子里扎根了。改革派和革命党的理论对比我做过无数次了，不再赘述。核心差别就是康梁严复之流认为今天中国的困局是因为汉人不够“现代化”，有劣根性。满汉一家都属于所谓“中华民族”，汉人对这个民族不够热爱不够“爱国”。满人皇帝都是“汉人专制遗毒”受害者。这套理论把责任推给汉人，很容易替满人甩锅。当时汉人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满清官宦后代，说难听点就是汉奸后人，这是一。知识分子界大批满人，知识分子自己关系网中，老师，学生，同事，姻亲也是大批满人，撕破脸的革命理论让知识分子难以接受，这是二。满清儒家那套“忠君”逻辑配上康梁国家主义宣传，还有对西方列强的仇视，让汉人知识分子把民族忠诚转移到满人头上，这是3。所以不要奇怪为什么这套改革派逻辑深入人心了。

满清垮台后，北洋上台。北洋政府本质上就是个普京式的政权，但比普京俄罗斯更糟。北洋政府在辛亥革命党人那里毫无合法性可言，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合法性推到满清继承，把满清说成是什么“专制遗毒”但又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自己是满清的“接班人和继承者”，同时又是建立共和开创新时代的英雄。又大肆宣扬最后的一张牌—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用这个方式来给自己背叛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和汉民族主义背书。大批满清遗老和他们的朋友纷纷混迹北洋政府部门和大学。在北洋政府的直接操纵下，北京知识分子变成了他们这套理论的忠实鼓吹者和支持者。这是4。上海处于列强控制下，那里的知识分子出于反列强考虑也拥抱了这种立场。这是5。而原本就在知识分子中居于少数的革命党人，此时则随着孙中山一起变成了极少数。

6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老生常谈。激进分子一直和改革派关系密切，无论是严复提倡国民性改造，还是康有为《大同书》都是如此。通过把问题甩给汉人自己不够“激进”，汉人自己制度“落后”，来给满清甩锅。到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混战时期，很多人出于失望，也转向了激进主义。

这一段时间的集大成就是北洋政府的历史教科书。我们所熟悉的一切理论，比如“1840论”（1840现代国家论是满汉一体的基础），元清中国论，民团论，“专制毒素论”，“启蒙论”，“救国论”北洋的历史教科书一个不少。唯一少的可能就是作为背书的“小农经济”论。

我很早以前就发现，与其说今日我们的历史观来自于马克思，倒不如说来自于清末知识分子。因为最迟到北洋的时候（甚至可能在清末历史教科书中），这套理论已经基本成型了。

发布于 2022-02-10 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