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解放的悲劇》暴風雨

第四章　暴風雨

毛澤東年輕時擔任過老師、出版過報紙，後來則成了工人運動的專家。他於一九二一年加入共產黨，五年後終於找到了人生的方向。當時他只有三十三歲，又高又瘦，長相英俊，對農民們的暴力行為很是推崇。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從廣州出兵，發動了北伐戰爭，試圖打敗軍閥、統一中國。在此過程中，暴力在農村中很常見。那時，蔣介石與史達林的合作還未破裂，國民黨軍隊裡仍有許多蘇聯顧問。在毛的家鄉湖南，國民黨政權在蘇聯人的指導下，資助農民協會發動俄式革命，對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在省會長沙，被鬥爭的人被迫戴著高帽子遊街示眾，小孩們在大街上邊跳邊唱：「打倒列強除軍閥。」工人們拿著棍棒包圍外國公司的辦公大樓，各類公共設施也遭到了損壞。

　　農村裡成立了農民協會，掌權的都是貧窮的農民。如今他們一時得勢，可以任意攻擊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結果把各地攪得天翻地覆，造成一片恐慌。有些人被刀捅死，有些被砍掉腦袋，牧師們則被罵成「帝國主義的走狗」，雙手綁在身後，脖子上套著繩索，拉到大街上遊街，他們的教堂也遭到襲擊。對這些造反者大無畏的態度和暴力的手段，毛非常欣賞。他特別喜歡當時流行的一些口號，認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毛曾深入農村調查農民運動，他在考察報告中寫道：「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毛對這種暴力很著迷，一提到這些事就感到「無比興奮」。

　　毛預言，舊的秩序必將被暴風雨所摧毀：

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多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打破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奔去。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掃入墳墓。

　　與毛相反，國民黨對農民的暴力行為卻很反感，因為許多軍官就出生於富裕家庭，並不贊成蘇聯的革命模式。結果，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軍隊進入上海後，蔣介石發動了一場血腥的大整肅，處決了三百名共產黨員，逮捕了數千人，迫使中國共產黨從此轉入地下。毛則率領著一支一千三百多人的雜牌隊伍進入山區，試圖在農民的幫助下東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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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後，毛主席終於控制了廣大的農村地區。為了向他致敬，周立波發表了一部關於土改的小說《暴風驟雨》。周是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編輯，一九四六年他被調到東北參加工作隊，發動群眾參加土改。這次土改是根據一九四六年五月毛頒布的一道指示發動的，當時國共之間即將爆發全面內戰。直到一九四六年，共產黨在農村實行的仍是比較溫和的減租減息政策——實行這一政策是為了在對日抗戰期間維持與國民黨的合作。如今，毛在「五四指示」中號召在農村發動全面的階級鬥爭，沒收叛徒、惡霸和土匪的所有土地，將它們分給貧苦的農民，他希望透過這種方式激發農民的革命潛力，掃蕩舊秩序，擊敗國民黨。

　　周立波參加的工作隊被派往一個叫做元寶屯的地方。這個鎮位於松花江邊，在哈爾濱東面約一百三十公里處，《暴風驟雨》這本書中所描述的，據說正是這個地方土改的情形：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元寶屯的農民從當地的惡霸手中奪取了權力，廢除了數千年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剝奪了土地的地主們被迫在公審大會上懺悔自己的罪行，群情激憤的農民高舉棍棒將罪大惡極者毆打致死，元寶屯的革命熱情很快就感染了其他村莊，就像暴風驟雨一般將封建殘餘勢力一掃而光。這部小說一炮而紅，被許多工作隊當作土改的教科書，一九五一年還獲得了令許多人覬覦的史達林文學獎。

　　但事實上，元寶屯的真實情況與小說中寫的大相逕庭。日本人戰敗後，大多數東北的農民在政治上都趨於保守，他們將國民黨政權視為合法政府，對共產主義知之甚少。韓輝當時二十二歲，是一名共產黨幹部。他回憶說：「當我們到那兒時，村民們並不知道共產黨是什麼，也不知道八路軍是什麼，完全不瞭解。」在元寶屯，只有少數流氓和無賴才對共產黨感到好奇，這些人後來都成了黨的積極分子。

　　工作隊最初的一項工作是將村民們分成五個階級：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佃農。這麼做完全是模仿蘇聯的模式。

　　為了劃分階級，工作隊在晚上召開沒完沒了的會議，同時透過新招募的積極分子來蒐集每個村民的資訊，對其詳加研究。但問題是，這些人為定義的階級成分並不能準確反映當地的情況，因為事實上元寶屯並不存在地主，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條件其實都差不多。周立波的小說裡有一個惡霸叫韓老六，但事實上，這個人被村民們推選為農民協會的會長，他的妻子是一名音樂教師，經常在晚上為學校的孩子們縫補衣裳。他本人並沒有土地，只是代住在城裡的地主們收取租金。他的生活同其他人並無兩樣，吃的是粗糧，冬天衣著單薄，屋子外面圍著一圈土牆，屋頂覆蓋著稻草，最值錢的東西就是兩塊小小的窗玻璃。一名村民回憶說：「事實上，韓老六沒什麼值錢的東西，跟書上寫的完全不一樣。」

　　劃完階級成分後，接下來的任務就是讓那些被劃為貧農和佃農的人將貧困化作憤怒。這項工作也需要花費好幾個星期的時間，工作隊不斷地啟發那些「窮人」，要他們相信所有的不幸都是由「富人」所造成，而且自古以來，富人就一直在剝削窮人。在所謂的「訴苦大會」上，工作隊鼓勵大家倒苦水，有些人趁機發洩壓抑已久的不滿，另一些人則被迫控訴比自己條件好的鄰居。在煽動階級仇恨的過程中，貪欲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工具，工作隊員們將地主過去的惡行換算成金錢，鼓動貧苦的農民提出補償的要求。

　　幾個星期下來，經過反覆灌輸，有些人已經相信共產黨的說辭了，不再需要工作隊的督促便會自覺參與運動。還有人變成了革命的狂熱分子，為了參加革命，毅然與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一刀兩斷。他們被共產黨承諾的「解放」所吸引，成了被壓迫者的領頭人，並因此沾沾自喜，想由此締造一個充滿光明和希望的新世界。他們以為自己正投身於一項嶄新的事業，從此可以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人生也因此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有一名在土改中受到衝擊的傳教士注意到：「這些人對自己扮演的角色很清楚，知道什麼時候該說什麼話，對共產黨的詞彙運用自如。」

　　經過幾個月的耐心工作，工作隊終於成功地煽動窮人起來反對當地的領導者，曾經關係密切的村民分裂成兩個對立的陣營。共產黨組織窮人用長矛、棍棒和鋤頭武裝起來，有時甚至發給他們槍，同時宣布那些被鬥爭者為「地主」、「惡霸」和「叛徒」，把他們抓起來，關進牛棚。武裝民兵封鎖了整座村莊，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所有人都必須在衣服上別一個小布條，標明自己的階級成分。地主的布條是白色，富農是粉色，中農是黃色，而窮人的布條則是令人驕傲的紅色。

　　階級敵人們被迫一個一個登臺接受群眾的批鬥。批鬥大會的現場充滿了仇恨的氣氛，通常有數百人聚在一起，高呼口號，對被批鬥者無情地叱罵和羞辱，有時甚至對其毆打和殺害。有些受迫害者設法逃跑之後，組織了自己的私人武裝返回村莊，對村民們大肆報復，從而將暴力推向了高潮。

　　許多受害者被活活打死，有些則遭到槍斃。在被殺害之前，他們往往受到拷問，被迫交代隱藏財物的地點——有些人真的隱藏了財物，有些則並沒有。許多村民是主動參與這些鬥爭的。劉福得回憶說：「有些人只要被告知要打人，他們就會那樣做。比如像丁太太，她就是那樣的人。」丁太太曾為周立波工作過，她說：「他讓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周立波會這麼說：『那個孫良霸可以鬥。』他會這樣說。那我就會打他（指孫）。」有一名婦女被打得失去了知覺，就在大家把她抬到村子外準備入棺埋葬時，有人發現她還有呼吸，於是領頭的幹部下令將她拉出棺材，予以處決。有些人被劃成富農，躲到田裡不敢回家，最後竟被凍死。有個村子大約有七百口人，被殺害的就有七十三人。

　　就這樣，共產黨和窮人之間用鮮血達成了協定，所有被害者的土地和財產都被分給了窮人。土地經過丈量後被瓜分，新主人的名字刻在木條上，插在地裡，標示著土地的界線。糧食則被裝進各人的籃子裡，傢俱被拖走，豬被拉走，連鍋碗瓢盆也被裝進麻袋，看上去就像搬家一樣。「我那個時候分到了什麼？」超過五十年之後，劉永青回憶當時掠奪的情景，他的皮膚又黑又粗，灰色的頭髮稀稀落落。「我分了一口缸，裝水的缸。」白髮濃密的呂克勝看上去很直爽，他得到的更少：「我分了一匹馬。一條馬腿，不是一匹馬。我們殺了一匹馬，四家分。」張向淩當時是名年輕幹部，他也分到一條馬腿：「哎呀，我爺爺、奶奶、太爺爺，幾代沒有一條馬腿啊，現在我有了，這可是不得了！」甚至連破衣服也被村民們瓜分了——當然，瓜分時按當時階級成分，最好的總是分給「貧農」和「佃農」。

　　當所有東西都被分掉後，窮人們便在半夜推著板車去別的村子，希望發現新的鬥爭目標。他們的口號是「誰挖歸誰」。很快地，縣城裡就聚集了數百輛板車，每輛車上都擠滿了農民，手裡舉著標語，或者握著鐵叉和紅纓槍。農民們認為城裡人有錢，「城裡的耗子比農村的豬還肥」。結果，全縣十一萬八千名居民中，有兩萬一千人成了鬥爭對象。為了確保舊政權的支持者不會捲土重來，許多年輕的男子加入了共產黨的軍隊，他們的家庭也因此分到了更多的土地，得到特別的保護。不久之後包圍長春城的就是這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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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土地幾乎可以說是個隱形資產，它遍布在大大小小的村莊，掌握在無數個家庭手裡，沒有人確切地知道全國到底有多少土地，也沒有一個政府能統計出準確的面積，至於評估每塊地的價值並據此徵收賦稅就更無從談起了。因此，土地稅通常都是粗略估算出來的，而且估算的資料可能會沿用幾十年、甚至好幾個世紀。村民們對外來人員從不說實話，他們總是想方設法對政府隱瞞真實的土地面積。例如：政府對一些未經耕種的土地（如墳場、沙地、樹林或丘陵等）通常是免稅的，但隨著人口的增加，這些無須納稅的土地也被開墾出來耕種農作物（如十八世紀後開始種植的馬鈴薯和花生等），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多，政府卻毫不知情。不僅如此，大量的土地從來就未向政府登記過，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黑地」，只有投入巨大的人力進行一次全國普查才能揭示真相。

　　可是，經過土地革命，村民們彼此之間互相鬥爭，把那些「黑地」的所有者都揭發出來了，不僅瓜分了有錢人的財物、廢除了地租，而且終於讓共產黨掌握了真實的土地情況。接下來將由黨來決定土地的產量，並且要求每戶都要上交指定數量的糧食。有人對東北的情況記述道：「為了支援三、四百萬的共軍，當地徵收了大量糧食，許多地區不僅掠奪了農民的餘糧，而且不少人的存糧也被徵走了。」除了納稅外，農民們還得向國家繳納各類食物（如大豆、玉米、大米和植物油等），用來向蘇聯交換工業設備、汽車、石油和其他商品，這種做法進一步加劇了東北糧食緊缺的情況，結果造成數十萬人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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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產黨勝利之前，農民的生活是很多樣化的。北方的村莊通常人口密集，大家都住在土磚砌成的房子裡，大多數人都擁有土地，一個個村莊散布在氣候乾燥、塵土飛揚的平原上，主要農作物則是麥子。沿著古絲綢之路往西便是黃土高原，那裡到處是荒丘和峽谷，上千萬人口住在窯洞裡，他們在陡峭的黃土坡上開墾出一小片一小片梯田，種植馬鈴薯、玉米和小米。沿著富饒的長江流域往南則以水稻作為主要的農作物，水田裡溝渠縱橫，田旁邊則建著一座座白牆黛瓦的民居。

　　與北方比起來，南方的生活型態更為豐富多彩，從沿海的漁村到深山裡的原始村落，各具特色。在沿海地區的許多村子裡，可以看到海外華僑建造的樣式誇張的大房子。這些房子的設計受到外國建築的啟發，但窗戶通常很小，而且開在靠近屋頂的高處。這樣做既是出於風水的考慮，同時也是為了防盜。而同樣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客家人，其建築風格卻截然不同。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建造的房子體積高大，像塔一樣呈圓形，內部有上百間廳堂、倉庫和臥室，可以容納眾多家庭。一個村的居民通常都是同一個姓，大家住在一起，互相幫助。在亞熱帶地區的那些省分，宗族的勢力通常很大，他們不僅控制了大量土地，而且修建了許多祠堂、學校、糧倉和寺廟，本地人和外地人界限明顯——這一點同世界上其他鄉村地區並無二致。

　　在如此多元化的社會中，很難說存在一個叫做「地主」的階級。「地主」這個詞本是十九世紀後期從日本引入的，如今被毛澤東賦予了現代的含義，可是大多數中國農民並不明白這個詞的含義，他們往往稱呼那些富有的村民叫「財主」。「財主」這個詞只是表示這些人有錢，並沒有貶低的意思。當然，對有錢人也有一些不大尊敬的稱呼，如「大肚子」。董時進是康乃爾大學的農學博士，出版了《現代農民》雜誌。他就說：「中國沒有『地主階級』。」當然，也有些地主濫用自己的權利，虐待農民的情況也並不少見，但是農村裡並不存在一個占統治地位的貴族階級，也沒有形成歐洲那樣的農奴制。

　　不僅如此，農村中也不存在共產黨所說的「封建主義」。在中國，幾個世紀以來，土地的買賣都有法可依，而且合同的內容非常完備，有時甚至會嚴格區分表層的地皮和底層的土壤。雖然大部分土地只掌握在少部分人的手裡，但土地在各個地方都可以自由買賣，而且租佃權也是由合同規定好的。此外，還有一些土地歸各類團體和組織所有，如寺廟、學校和南方地區的宗族。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在卜凱（John Buck）的率領下，金陵大學的一個研究團隊對農村地區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系統抽查。他們調查了二十二個省的一百六十八個村莊，蒐集了一萬六千多個農場的詳細資訊，編撰出版了《中國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一書。這本書記錄了許多地區的經濟差異和農民所從事的不同職業，但總的來說，它證明農村中並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一半以上的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通常是幾個人共有一塊地），佃農在農村人口中不到百分之六，許多人家的耕地面積很小，極少有超出平均面積兩倍以上的，佃農們雖然沒有土地，但往往並不比有地者窮多少，因為他們租種的都是肥沃的土地。那些耕種稻田的南方佃農的生活條件，甚至比北方的地主還要好，而且在南方一年通常可以收穫兩季莊稼。除農業收入外，大多數農民還從事手工業和其他形式的生產，這些非農業的額外收入占了他們總收入的大約六分之一。在接受調查的農民當中，有三分之一對從事農業沒有任何不滿，也沒有人抱怨利息太高、商人剝削太重，或者土地所有制不公。

　　但上述這種情況只是戰爭之前的情形。國民黨、共產黨和日本人打了十幾年仗，雖然沒有根本改變土地所有制，卻助長了農村中的暴力現象。在位於北京以南幾百公里的徐水縣，日本人和共產黨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孫奶奶接受採訪時已經八十九歲高齡，但依然身體健康，而且很健談。她說，當年村民們夾在日軍與共軍之間，進退為難。日本人認定她的公公是游擊隊員，將他逮捕後逼他選擇：要麼在村子裡當警察，要麼被活埋。她的公公選擇了後者，因為他知道，要是他答應幫日本人做事，共產黨就會活埋他全家，以示懲罰。最後，他的家人付了一大筆贖金才把他救出來。以前，村民們彼此之間也時常發生糾紛，但在戰爭年代，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面臨更艱難的抉擇：是抵抗敵人，還是與其合作求生存。

　　在抗戰期間，許多人被指責為漢奸。傑克．貝爾登（Jack Belden）是一名同情共產黨的記者，他描述了一名姓穆的地方領導人如何跟日本人合作，殺害了數十名游擊隊員。抗戰結束後，這名姓穆的人被拉著遊鄉，村民們手拿菜刀站在路邊，等著割他的肉。遊街結束後，他又被拉到臺上接受眾人的控訴，人人都爭著往前擠要揍他。

　幹部們不願看到這種情況，就把姓穆的拉到田裡槍斃了，屍體則發還給他的家人。他的家人把他的屍體用草蓆裹起來，但是老百姓發現後把屍體搶走了。他們扔掉蓆子，不停地用木棍毆打他的屍體。有個男孩拿長矛對屍體連戳了十八下，一邊戳還一邊喊道：「你捅了我爸爸十八下，我也一樣對你。」最後，村民們把屍體的頭割了下來。

　　抗戰後，由共產黨發動的土地革命為許多村子帶來了血腥的一幕。工作隊所到之處，不斷地翻舊帳，煽動老百姓的不滿情緒，試圖將他們的痛苦轉變為階級仇恨，並鼓動暴民瘋狂地瓜分有錢人的財物。元寶屯就是最早展開血腥土改的地方之一，村民們被劃分成不同的階級，窮人被煽動起強烈的仇恨，受害者遭到羞辱和毆打，甚至受到肉體的傷害，他們的錢財則被勝利者瓜分。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間，共產黨控制下的每個村子都出現了這種情況。

　　山西是土改最暴力的地區之一。主導山西土改的是康生。這個人身世不明，內心陰暗，面相陰險。一九三四年史達林發動大整肅時，康生與蘇聯的祕密警察緊密合作，殺害了在莫斯科的數百名中國人，許多中國學生半夜失蹤，從此一去不返。一九三六年，他成立了專門負責清除反革命分子的機構，一年後，史達林派飛機把他送回延安。康生很快便追隨毛，運用在蘇聯學到的警察手段掌管安全和情報工作，但由於手段太過殘忍，一九四五年被毛撤職。

　　一九四七年，康生被派往山西負責土改運動。他在農村中發動了全面的階級鬥爭，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在一個叫赫家坡的村子，村民們逼迫地主跪在碎磚頭上，對其毆打和唾罵，甚至往其身上澆糞，康生對此卻表示贊許。康生聽任所謂的「群眾」來決定誰好誰壞，任由那些積極分子扭曲的心理肆虐，造成人人自危的氛圍。在有些地方，連「中農」也可能被當作敵人，遭到逮捕、毆打和虐待，並被剝奪財產。有些地方甚至有五分之一的人被劃成「地主」。在朔縣，沒有人敢為「有錢人」說話，因為這樣做會被指控為「包庇地主」。而認定一個人是不是地主，只需看有沒有窮人指控他，除此之外不需要任何證據。在興縣，有兩千多人被殺，其中包括兩百五十名老人和二十五名兒童——這些兒童被稱作「小地主」。

　　有一名受害的男子叫做牛友蘭，曾經幫助過游擊隊，送給他們許多糧食、布匹和銀元，但是這些貢獻並未挽救他的命運。一九四七年九月，六十一歲的牛友蘭被拉到大會的主席臺上接受五千名村民的批鬥。他的鼻子上穿著一根鐵絲，他的兒子被迫拉著他，就像拉牛一樣，鮮血順著他的臉頰往下滴。他還被燒紅的烙鐵在身上打上印記，隨後被關在籠子裡，八天後被折磨而死。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習仲勳向毛澤東報告說：「有用鹽水把人淹死在甕裡的，還有用滾油從頭上燒死人。」

　　康生同時還指導了其他地區的土改，他的方法很快就被各地仿效。在河北，劉少奇報告說：「群眾鬥爭起來了，要打人、使用肉刑、殺人，現在總是控制不了。」有人遭到活埋、肢解、槍斃或者掐死，有些屍體被吊在樹上，有些則被剁碎。

　　張明遠負責河北東部的土改，他在一個村子裡看到，不到半個小時就有四十八個人被打死。許多時候，暴力行為是精心策劃好的，窮人們事先已透過表決的方式決定要處死誰。表決時，他們一個一個叫被批鬥者的名字，然後透過舉手或者扔豆子的方式來投票。

　　暴力氾濫的一個原因是殺人者可以逃脫懲罰。每次鬥爭大會結束後，大家就會把受害者的財產瓜分一空。在物質貪欲和權力欲望的雙重驅使下，積極分子隨心所欲地挑選鬥爭目標，沒有什麼嚴格的標準可循。除此之外，另一個助長暴力現象的原因是人們害怕遭到報復。鄧小平這樣描述他在安徽土改的經歷：

　皖西一個地方，群眾痛恨幾個地主，要求把他們殺掉，我們按照群眾意見把他們殺了。殺了這些人後，群眾怕和他們有關係的人報復，又列了一個更長的名單，說把他們也殺了就好了，我們又按照群眾意見把這批人也殺了。殺了這批人之後，群眾覺得仇人越多了，又列了更多名單。我們又按照群眾意見把他們殺了。殺來殺去，群眾覺得仇人越來越多，群眾恐慌了、害怕了、逃跑了。結果殺了兩百多人，十二個村的工作也垮臺了。

一九四八年初，隨著共產黨在軍事上的勝利，全國大約有一億六千萬人處於中共的控制之下。黨內的文件規定應將至少百分之十的人口劃為「地主」或「富農」，但事實上，遭到迫害的人數平均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有些地方甚至高達百分之三十。雖然缺少準確的統計數字，但據粗略估計，這次土改中大約有五十萬至一百萬人被殺或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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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一年三月，《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封來信，幾個湖南的農民在信中問道：「毛主席為什麼不能印一些鈔票，先從地主那裡購買土地，然後再把地分給我們？」

　　這個問題提得很好，事實上蔣介石在臺灣就是這麼做的。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間，臺灣的大土地所有者將土地拿出來分給小戶的農民，政府則付給他們商品券和國營企業的股票加以補償。這種方法雖然剝奪了一些有錢人的財富，但是許多人卻利用得到的補償開始創業，轉而從事起工商業，整個過程沒有流一滴血。這個經驗是從韓國和日本學來的，一九四五至一九五○年，這兩個國家在麥克阿瑟將軍的領導下成功完成了和平土改。

　　華北的土改是在內戰期間完成的，而南方的土改則是從一九五○年六月開始，直到一九五二年十月結束。南方的土改完全可以透過和平的方式進行，因為國民黨已經逃到了臺灣，就連史達林也建議毛澤東儘量不要對農村造成太大的破壞。在一九三○年代蘇聯集體化的高潮中，史達林曾對富農發動過殘酷的鬥爭，造成數千人被處死，近兩百萬人被流放到位於西伯利亞或中亞的勞改營。如今，史達林卻對毛提出告誡，他認為應該在農村中保留富農經濟，將鬥爭的矛頭集中於地主，這樣比較有利於中國的戰後恢復。一九五○年二月，史達林發電報給北京，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幾個月後，中國的《土地改革法》頒布，採用了不那麼激進的政策。

　　然而，現實中的暴力與紙上的承諾卻完全不同。毛希望打倒農村裡的傳統地方領袖，在黨和群眾之間直接建立連繫。正如一句古話所說：「窮靠富，富敬神。」如今，所有人都得靠黨吃飯。史達林以前是靠安全部門沒收富農的財產，毛則希望由農民自己來做這件事。為了打破鄉村中長期奉行的道德規範和互相幫助的社會關係，就要煽動多數人起來反對少數人，只有讓人人都牽扯到暴力當中，大家才會永遠跟著黨走，因此在這場鬥爭中，沒有人可以袖手旁觀，人人都得參加群眾集會和批鬥大會，每個人的雙手都得沾上鮮血。甚至在《土地改革法》頒布之前，毛就在一九五○年六月六日的會議上提醒與會的領導人，要做好拚死作戰的準備：「在三億以上人口中進行土地改革，這是一場惡戰，比之渡江作戰更艱苦、更複雜、更麻煩，因為隊伍裡有兩億六千萬農民。這是土改戰爭，是農民與地主階級最後一戰，是你死我活的戰爭。」

　　南方的確出現了一些反對共產黨的民間叛亂，新政權因此特別渴望打破那裡的傳統社會秩序。村民們反對新統治者的原因有許多，其中最主要一條與糧食徵收有關。政府不僅常派軍隊來徵糧，而且對待農民的態度和方式都很粗暴。例如：廣東部分地區的徵糧率達到糧食總量的百分之二十二至三十，有時甚至高達百分之六十，迫使不少農民變賣了家中所有值錢的東西，從耕牛到來年播種的種子，一樣都不剩。在鄧小平治下的西南地區，當地政府對農民挨家挨戶地搜查，許多人家中的糧食只夠維持三天所需。在四川，拒絕交出糧食的農民還遭到捆綁毆打、用煙熏眼睛或用酒灌鼻子等折磨。一份供高層領導閱讀的文件顯示，就連孕婦也「經常」遭到毆打，以致有人被打得流產，甚至有人為了逃避稅務檢查而全家服毒自殺。在榮縣，當地幹部為了逼迫四名婦女和一個男人交出更多的糧食，竟將其衣服扒光，強迫他們用雙腿夾著煤油燈跑步。結果，一九五○年西南地區共徵收了兩百九十萬噸糧食，而那一年全國消耗了四百三十萬噸，其中大部分供應給了一百七十萬軍政人員。在此之前，這個地區的農民手中通常每年都會有些餘糧，如今卻陷入了困頓。

　　南方到處有老百姓在反抗。在湖南的許多地方，村民們走上街頭抗議新政權。在南縣的一次事件中，兩千多名農民與軍隊爆發了衝突，造成十三人被槍殺或受傷。第二天，一萬多名憤怒的農民趕往縣城抗議，要求停止糧食徵收。全省類似的事件有十幾起。在湖北，有一份祕密報告說，攻擊糧庫的事件「不斷發生」。孝感的兩千名群眾從國家的糧倉裡搶走了七點五噸糧食。在具有革命歷史傳統的浠水，群眾強行把糧食從徵糧船上搬了下來。在恩施，抗議徵糧的示威活動導致四人死亡。在武昌城外的五里，有群眾抗議地方幹部虐待農民以及農民協會「亂打亂殺」。至一九五○年三月，湖北發生了數十起——用黨的官話來說——「較大規模的群體性暴亂」，引起了很大的回響。在貴州，有些抗議事件參加的人數超過了十萬，大家都下決心要跟共產黨鬥爭到底。

　　在北方，部分地區雖然還未展開土改，但動盪和反抗已經像星星之火一樣開始出現。在陝西的許多地方，農民們把自家的小麥藏起來，以防止被國家拿走。

　　在甘肅省永登縣，有村民聚眾反抗國家徵糧。在一個村子裡，兩百名村民把徵糧的官員圍起來毆打。在民樂縣，老百姓則把徵糧的官員綁了起來。26

　　在華東地區，僅一九五○年頭三個月，就發生了四十多起農民的反抗事件。這些反抗大都發生在貧困地區，饑餓的村民們從當地的糧庫中搶走三千多噸糧食，並造成一百二十多名士兵和幹部死亡。有一份報告說，當地的官員「對群眾疾苦漠不關心，甚至在工作中採取亂打、亂抓、亂殺的辦法，造成與群眾對立的局面」。

　　所有這些農民的反抗行為，都被共產黨歸罪於「地主」、特務和壞分子的暗中破壞。黨把這些人抓起來，沒收並重新分配其財產，希望以此贏得村民的支持。

　　但是，隨著第二輪土改的開始，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在許多南方地區，當地的土地根本不夠平均分配，而且越往南越是如此。東北平原人口稀少，長江以南的農村卻人口稠密，情況完全不同。因為沒有足夠的土地分給窮人，共產黨很快就不得不打破承諾，開始侵犯「富農」的利益。在四川，一個農民只要能賺到錢，就有可能被劃為「地主」，一個農戶家裡只要有一罐白糖或者一頭耕牛，就會遭到批判，這麼點可憐的財產也會被沒收。在長江以北地區，部分農村曾於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經歷過土改，許多人被折騰得筋疲力盡，如今村民們又得再次面對土改的恐懼。在山東，許多農民根本不屬於「地主」，卻也遭到任意逮捕和毆打。在平邑縣，被捕人員中只有四分之一是真正的地主，當地幹部甚至宣稱：「以後每次開會都得殺人。」村民大會上普遍發生任意毆打的現象：「有些幹部暗中鼓勵打人，還有些幹部眼看著毆打發生卻袖手旁觀。」在滕縣，一名黨委書記彙報說，被鬥的人戴著紙糊的高帽子，被迫跪在地上遭受毆打，還有人被扒去衣服，在寒冷的冬天赤裸著身體，有人的頭髮被揪掉，甚至有人的耳朵被咬下來。在西岡山，大家往地主身上小便。

　　因為太多的普通農民被劃為「地主」和「富農」，有些人為了洩憤，開始伺機報復，致使部分鄉村陷入了暴力的深淵。在貴州婺川縣的一個村子裡，七十歲的張保山被錯劃成地主，積極分子把他揪到群眾大會上，對他又打又罵，還把他摁在冰水裡。他的兩個兒子怒火沖天，因此將好幾個仇人砍死。事後他們躲進深山，但很快就被抓住並處死，狂怒的暴民割掉他們的舌頭和生殖器，放火焚毀他們的屍體，骨灰則撒進了河裡。不僅如此，張保山全家二十多口人都遭到毆打，並被關進了監獄。事後查明，這次事件共導致八人被殺。

　　有時候，全村都會起來反抗共產黨。一九五○年四月，河南省蘭封縣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名村民被幹部殺害。遇害者大都是普通農民，許多人是在趕集的路上遇害的，更多的人則遭到幹部的毆打。有一名婦女甚至在小孩和村民面前，當場被子彈擊中腹部而死。憤怒的群眾一擁而上，奪下武器，制伏了行凶者。

　　為了推動土改，各地的工作隊想盡了各種辦法。他們絞盡腦汁蒐集當地情報，精心策劃「訴苦」大會，沒完沒了地進行宣傳並召開村民大會，還組織了民兵作為後盾。然而，不管他們怎麼努力，總有村民並不願意與朝夕相處的鄰居反目成仇，更不要說竊取他們的財產。不過，大家都知道要控制自己的情緒，把真實的想法隱藏在內心深處，只有在適當的時候才表露出來。為了活下來，人人都得以適當的方式行事。周瑛是一九四九年加入解放軍的，她親眼目睹了參加村民大會的人們如何依需要隨時轉換情緒：「我注意到一個女人衝著地主又喊又叫，可是任務一旦完成，她就回到人群當中，把自己的小孩從別的女人懷裡抱過來，一邊繼續餵奶，一邊平靜地看著下一個人上臺表演。」那些喊得最響的人，有時候反而是最同情被批鬥者的，有時他們甚至偷偷把分得的財物送還給原來的主人。在徐水縣，有一名姓孫的年輕積極分子，他之前的雇主對他很好，就像一家人一樣，所以他後來偷偷地還給他一桶玉米，孫本人則因此被開除黨籍。

　　在長江以南地區，土改工作隊不得不面對強大的宗族勢力。宗族內部的關係比階級鬥爭理論所闡述的更為複雜和牢不可破。在湖北，有些遭到批鬥的地方領袖竟然成功說服群眾將矛頭對準共產黨幹部。在房縣，當地農民一致同意，不管誰被劃成地主，都不會分他們的財產。在湖南，土改尚未開始，有些富裕的農民就開始宰殺耕牛，變賣土地和農具。在湘潭，有人推倒自家的房子，把磚頭全部賣掉。在另外兩個縣，大約有兩萬七千棵樅樹在開始瓜分私人財產前被種植者砍掉。在浙江，有地方領袖對村民們發表慷慨激昂的反對土改演說，警告他們土改之後「農業稅一年重於一年」，有些人甚至預言「將來免不了餓死」。

　　在四川，有些地方完全被少數地主控制。他們事先仔細研究了《土地改革法》，趕在工作隊還未到達之前就把村民們找來，召開冒牌的鬥爭大會，由他們自己決定各自的階級成分，並把少數人劃成地主。有人則自願把部分土地拿出來分給別人，還有些人把財產寄存在別人家裡，或者透過交換和贈送等方式試圖贏得村民的支持。當他們發現所有這些努力都於事無補後，有人則寧願燒掉房子，也不願意把財產交出來。這種情況四川全省都有。

　　在共產黨看來，所有這些反抗行為都清楚地表明封建黑暗勢力依然控制著農村，黨在農民中得到的支持越少，就越鼓勵暴力鬥爭。黨的幹部們宣稱，許多地主和反革命分子雖然身在國外，仍不斷資助和教唆農民們反對共產黨，而且利用宗教毒害村民的頭腦，派自己人潛入農民協會內部，或者用金錢和女人來腐蝕黨的幹部。黨的幹部認為，只有使用暴力，才能把這些反動勢力打倒，各地因此制定了更高的殺人指標。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四川省的領導人李井泉下令，為了替土改大造聲勢，將川西的六千名地主（其中幾千人已經被關進了監獄）遊街示眾並判處死刑：「在土改中，我們應該將隱匿、與外國勢力串連的反革命分子逮捕法辦，預計須處死一半，共四千人，加上在押人犯尚須處決一至兩千人。如此則土改中必須處決五至六千人，大體符合土改中須殺一小批人的原則。」他的這個計畫獲得了上級領導鄧小平的批准。

　　其他地區的情況也差不多，不過準確的數字卻很難統計。在湖北羅田縣，平均每三百三十名農民中就有一人被槍斃。一九五一年五月，短短二十天裡，就有一百七十人被當作地主處死。許多受害人並不富裕，有些人在處死前還被要求上繳五百公斤至一噸的糧食。當批鬥大會宣判這些人死刑時，沒有人敢反對。

　　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是中國最富庶、商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那裡的許多地主與香港的企業家關係密切，海外華僑購買了大片土地，打算退休之後回歸鄉里。在沿海地區，許多村子住滿了富裕的歸僑，他們住在現代化的房子裡，舉止洋派，與內陸的傳統風格形成鮮明的對比。廣東全省大約有六百多萬華僑家屬，許多婦女、兒童和老人都依靠海外的匯款生活，全部土地的大約五分之一屬於海外華僑所有。廣東省委書記方方很清楚這些華僑在經濟上的重要性，因此試圖幫他們保留一些土地。可是，一九五二年毛澤東派陶鑄來廣東取代方方。陶鑄之前曾在廣西對反抗土改者予以殘酷鎮壓，致使廣西全省有數萬人被當作「地主」或「反革命分子」遭到殺害。有些人將陶鑄比作坦克，誰反對他就會被輾死。

　　方方不久便被毛召到北京，被斥為「地方主義」，並因此遭到整肅，從此銷聲匿跡。僅一九五二年這一整年，廣東就有約六千名幹部被降職或被指控為追隨了「錯誤的路線」，對土地所有者以及富裕農民的殘酷毆打和任意殺害普遍發生，當時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許多人被綁起來吊在房梁上，或埋在土裡只露出腦袋，遭受各種酷刑的折磨。在與香港緊鄰的惠陽縣，有近兩百人被殺害，潮州有七百多人自殺，三個月之內就有四千多人死亡，有些是被打死，有些是被折磨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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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土改，農民們普遍生活貧困。生活條件稍好些就會受到批判，有時還會被沒收財產，甚至遭到殺害。許多家庭一夜之間便失去了經過幾代人辛勤勞動才積累下的家產，那些靠勤奮努力而成功的人，如今卻處處低人一等。傳統的生活經驗被眾人拋棄，成功者被視同剝削者，窮人則因為「根正苗紅」而得到讚揚，而且根據黨的宣稱，越窮才越光榮。如今，農民們不僅因貧窮而自豪，甚至對變得有錢心生恐懼。在山東，許多人只願完成最基本的工作量，不願意多幹活多掙錢，因為他們知道「黨喜歡窮人，越窮越好」。一九四九年主政山東的康生報告說，該地區的農業產量在土改之後直線下降，因為村民們都信奉「貧窮光榮」。整個華北地區的農業產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內戰導致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和遷徙，而土改則破壞了生產——有些幹部自己也承認這一點。

　　因為存在種種不利於生產的因素，最終形成了一個貧窮的惡性循環。首先在心理上，土改本是一場由恐懼、貪婪和嫉妒所驅使的運動，因此在生產上，人人都畏首畏尾，不敢出頭拔尖。其次，政府對所謂「土地所有權」的界定很模糊，因此村民們對土改中獲得的財物普遍缺乏安全感，心裡都沒有底，而分配給農民的土地通常面積有限，又散布在村莊的各處，耕種起來十分不便，何況許多農民缺乏耕種的知識，也沒有工具、種子和肥料。此外，農村與市場的連繫也遭到了破壞，原本由地主經營的商鋪要麼被洗劫，要麼宣告破產。農民們以前還可以打些零工補貼家用，如今這樣做也被當作資產階級的行為。四川曾是全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可是土改之後，經過重新分配的土地中，有三分之二的產量低於土改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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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出現了另一種形式的貧窮。許多被鬥爭的人其實比其他村民的條件好不了多少，但也有一些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確實積累了相當數量的家產。這些人當中，有學者、商人和政治人物，不少人喜歡收藏藝術品，如硯臺、硯滴、佛像等小玩意兒，有些古籍、銅幣、傢俱或字畫的價值則更高。事實上，長期以來統治中國的都是這些學者型官僚，收藏古玩的愛好正體現了他們對文化傳統的重視，因此大多數人家裡都保留著過去的老物件。

　　然而，經過土改，除少數被沒收後重新分配，大多數藝術品都遭到了毀壞，以致文化部於一九五一年六月下令，所有在土改中沒收的古董和善本書都必須集中保管並登記造冊。但這個命令來得太晚了。在山東，大多數古董都被付之一炬，或者被當作剝削階級的殘餘送進了廢棄物處理場。「到處都是舊書，只要被認為含有封建思想，就被扔掉，或撕掉當舊紙用。」此外，還有許多古蹟被當作「封建主義的殘餘」遭到破壞。在濟寧有座太白樓，據說唐代詩人李白曾經住過，在土改中這座樓被推倒（一九五二年又復建）。在聊城，十八世紀詩人和畫家高鳳翰的墓被挖開。在即墨，群眾自行挖掘了六座漢墓。在淄博，好幾座寺廟及廟裡的佛像被當作封建迷信的殘餘遭到摧毀。在嶗山，華嚴寺一百多卷明清時代的佛經被當作廢紙處理，有些甚至被用來捲香菸。有份黨內的報告指稱，這樣的事例多到「數不勝數」，在許多幹部眼裡，歷史遺跡就等同於「垃圾」和「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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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一九五一年底，全國被剝奪財產的地主超過一千萬人，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土地被重新分配。至於土改運動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殺，則永遠是個未知數。從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間，至少有一百五十萬至兩百萬人死亡，此外還有數百萬人被貼上剝削階級和敵人的標籤，一生吃盡了苦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