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碎片：在马来西亚的漫游（下）

太平

最後那幾天，我感染了嚴重的感冒，身體非常乏力。我沒有測試過，但回想起來，這應該是第三次感染covid-19，可能會是最後一次。好在，太平離怡保很近，只需要五十分鐘。這是一個更小的，也講粵語的城市。

走出火車站，過天橋的時候，我問一個路人：雨下過了了嗎？對方指著山的方向，笑了笑說：還沒有。這是一個每年300天都在落雨的小城。下午四點多，到了旅館，我就陷入了昏睡中。

在高燒的昏睡中，我漸漸感覺到天暗了下來，隨之而來的是雨。每隔一段時間，外面的鐘樓，會想起悠揚的報時聲。那時，我感覺到，在旅途生病，確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這讓我也變得更加敏感，讓我意識到，我在這樣一個數百年歷史建築裏，昏躺著，卻聆聽到很細很細的聲音。

我睡了整整二十四個小時。醒的時候，天還沒有亮，我還要等待，等到天亮，去商店買一瓶水。我感到了渴。出去後，我又買了一個面包，努力吃完了它。回來時，我又一次見到旅店的管家。她叫慧玲，一位四十多歲的女士，長得嬌小，人很溫柔。

慧玲很憂心，囑咐我一定要去藥房，去買Panadol。每六小時吃一顆，晚上就算睡著了，也要設好鬧鐘起來吃。她說，在疫情的時候，這個藥救了很多人的命。我問她，午飯吃什麽好？她推薦我嘗一嘗肉骨茶。慧玲說，近來豬肉價格上漲，肉骨茶也變得好貴。她從不做飯，也舍不得去吃了，如果買的話，會帶回家分成兩頓吃，這樣才劃算。

那時，我想，慧玲一定在太平獨自生活。但我沒有問她。我們的聊天，如同疾病的痊愈，總是斷斷續續。她很驕傲，自己能說一口流利的馬來語，不理解為什麽華人們都不願意學。她愛讀書，喜歡賈平凹、莫言，但沒有讀過黃錦樹、黎紫書。慧玲不知道怡保的度假屋，我給她看了照片後，她搖了搖頭，感嘆住在那樣的地方太嚇人了。

那天上午，我繼續躺了一會，決定去動物園。很近的路，但逛完後，感到很疲憊，只得叫一輛Grab回住處。這時，茶室的小食攤都關門了。我問老板，可不可以去別處買個面包，在這裏配咖啡喝。老板說沒問題。吃完後，我又問老板，有沒有緩解感冒的涼茶？

她想了幾秒鐘。她看著我，她說，有自己的發明，不要錢。我記得，裏面放了小檸檬、話梅。她做好後，蓋上碟，稱要等十五分鐘。我喝完了一杯，想回去睡覺了。但老板要我加熱水，再喝一杯。我說，你怎麽想到這款熱茶的？她說，在無助的時候就想到了。

晚上，我去餐廳，點了兩道菜。我想到了如今移居新加坡的妹妹。2015年，和趙景宇在蘭卡威，那天晚上，她很開心，說這裏有kangkung，很好吃。我記得那道熱炒的蔬菜裏，還放了下蝦皮、海鮮醬。附近，還有一家馬來風格舞廳，響動著音樂。八年，如此過去了，我又一次吃到了kangkung。吃著吃著，才發覺，這就是空心菜呀。從少年時，爺爺奶奶和父母一起住，還有我和姐姐。奶奶，常會買竹葉菜，用香幹、肉絲來炒。奶奶說，姐姐最喜歡吃竹葉菜了。吃得多了，我開始厭惡起它幹巴巴的口感。在我十八歲生日那天，奶奶去世了。現在回想起來，這之後，我們家的餐桌上，再也沒有出現過空心菜………

竹葉菜，藤藤菜，空心菜。

這也是我在太平唯一的行走了。那幾天，我幾乎都躺在床上，旅館的客廳，以及最近的茶室餐廳。臨時走，我和老板加了Facebook，她說，以後來中國了找我玩。本來，我計劃逛一逛孫中山先生住過的安東咖啡廠。但感冒比我想象中要嚴重的多。

離開的這一天，我在旅館的大廳休息，等候去往檳城的火車。這是一棟殖民地時期的獨棟建築，陳設非常溫馨，響著吊扇運轉的聲音。我的室友也在，他是一個三十多歲，皮膚黝黑、留著長頭發的大男孩。他的性格很溫和，在沙巴念的大學，畢業後在當地動物園工作過幾年。現在，住在吉隆坡，當Grab司機。他很怕熱，在公寓獨居，每月會花掉幾百塊電費。

這一次，他開車回太平，是來給父母掃墓。他有兩個哥哥，也住在吉隆坡，但平日來往很少，更習慣一個人回來。他說，這幾天在修車，就住在了這家旅店。老家，在鄉下，如今沒人住了，還會漏雨，以後還是賣掉了好。他更喜歡這裏，能吃到很多熟悉的店，回想起漫長的中學時光。

我要走的時候，發現有東西落在了裏面，就按了按門鈴。出來開門的，是一個從吉隆坡過來度假的年輕女士。她有一種在寫字樓職場的那種幹練、開朗、獨立。多時候，她就呆在旅店大廳看書。她說，有空的話也想去hiking。她看到我，笑了笑，說道：要給我錢（才開門）噢。

給你一百萬。進門後，我向她抱怨，這幾天都沒喝過Espresso。她告訴我，正好出門帶了掛耳包，要不要拿去？我聳聳肩，不只是黑咖啡，我不愛喝熱的。反正，要去檳城了，那裏不愁咖啡喝。她建議我，下一次再來太平時，問一問慧玲，肯定能找到好的咖啡店。

那時，我有一種很奇異的感覺。在我要離開的時候，這裏好像成為了某種家。盡管我們來自不同的國家，但因為說著同一種語言，而共享著某種調皮和友誼。

檳城

比起太平，檳城是一個巨大的世界。1826年，英國把檳城、馬六甲、新加坡這三個港口，整合為海峽殖民地。至今，它們也是馬來半島上，程度不一的飛地。

如果說，從怡保的傳統市場，能看出一種地方的中心性。那麽，作為島嶼的檳城，與廣闊的陸地有一種微妙的距離感，如同在「外部」與「主體性」之間有遊離。正因為這種，檳城有一種獨特的國際化。這裏有更多英文，也出現了中文路牌，馬來語如同退場了一樣。

我住的青旅，是一個華人老板，但他們家庭成員之間，只講英文。他的孫子，剛學會走路，除了會喊「爺爺！」，就沒有說任何中文了。這並不是特例，北京大學宗教學博士吳小紅，在馬來西亞古晉市長大。她告訴我，有少數華人，更習慣講英文，過去受雇於英殖民政府，之後讓孩子讀國際學校。

這裏的華人，大多來自福建閩南。1844年，福德正神廟，成為了重要的福建人社群。最早，人們以膜拜大伯公的名義，進行幫派活動。因為，福建人遇到了強勁的對手——三合會。對方來頭不小，可以追溯到康熙皇帝，天地會的「反清復明」在民間盛行。但在乾隆五十一年後，隨著官府大力追捕，天地會只得南逃，變成了不同分支：「洪門」、「添弟會」等。

三合會，成為了天地會盤踞在廣東的勢力。名字的來源，也眾說紛紜，一說寓意「天、地、人」，也有「三水匯流在珠江」的講法。總之，在鴉片戰爭之後，隨著華南勞工的大量遷移，三合會傳到了南洋、香港、美洲及澳洲等地。

1867年，檳城出現了暴動，人數處於劣勢的三合會，與大伯公會展開了十天的大械鬥，共牽涉了三萬多華人。英殖民政府，無法調停，從新加坡帶來了印度軍隊，才得以平息。從現代公司視角來看，三合會要更為先進。他們的成員，不講究原生宗族，也沒有強烈共同宗教信仰，建立了一套完備的權力規則。二戰後，他們成為了國際性黑幫，從事煙酒、軍火走私，經營色情業、賭博業，也會投資電影，包括生產和銷售盜版CD、DVD及色情光碟。

如今，人們認為，黑社會已經銷聲匿跡，成為了某種懷舊的時代故事。我走入大伯公廟時，看到了在中殿主祀的神農大帝。清寶殿，也是同慶社之所在。祂的模糊面容，似乎超越了地域、方言、省籍的隔閡。不遠處，繪有一張壁畫，在瀑布下，鳥雀與花叢中，一只幼虎，凝望著它的母親。

我看了良久，不禁好奇：當時的工匠，是按照記憶中、現已野外滅絕的華南虎所畫，還是來自對於馬來虎的觀察？答案，不得而知，也許並不重要。如同，泉州的番仔樓，我們知道裏面的脈絡，但也很難說清楚，它們到底是屬於南洋的，還是福建的？答案，也許，就在離散本身。

我感覺檳城，很像是宋元時代的泉州。漫步在街頭，總能看到小型廟宇，如同出現在泉州鋪鏡，那些不同的地方神。天主教、伊斯蘭教、印度教、華人道教、佛教，在很小的共同街區裏，分別、共同禮拜。

在我住處附近，有一座規模較大的道教廟宇，1800年所建的觀音亭，為檳城最古老的華人廟宇。在型製上，觀音亭和泉州關嶽廟有些相似。這讓我想到，在關嶽廟不遠處，就有迥然不同的清水寺。

巧合的是，在觀音亭幾米外，就有一個露天的、極小的印度教禮拜臺。供奉的象神甘尼薩，能幫助人們克服障礙、帶來幸福。這裏相當熱鬧，白天，有攤販專賣瓦瑪拉花環，它用於婚禮，也用於奉神。在路人註視下，人們來這裏參拜。晚上九點，我看到那位神職人員，他神色凝重，穿著橙色長袍，坐上一輛黑色的轎車。這些風景，在泉州很難再見。

旅途要結束了，最後幾個小時，不知道為什麽，我想到了位於泉州的日月太保宮。幾個月前，我背著同一個書包，在門外等了很久。那也是旅行的最後一天。正值夏日，宮廟們都在午休，到了開門時間，還是沒有人來。最終，我沒有見到這兩位南宋小皇帝。

陸秀夫，也許意識到，南宋的潰敗無法避免。但他決定了堅守，在廣東崖山，不惜背著幼帝投海殉國。阿拉伯人蘇萊曼，在《東遊記》寫過，唐人海船特別巨大，哪怕波斯灣風浪險惡，也能航行無阻。我總會希望，故事會重新開場：他會願意帶著幼帝，進行一次徹底的南渡嗎？也許，跨過大海，消失在南洋的雨林裏。

………..

回到2015年，在吉隆坡的那個下午。醒來後，旅店很安靜。我加入了電視旁，在看電影的觀眾。回想起來，故事很簡單，一對愛戀的年輕男女，生了小孩後，卻分開了。他們都很傷心，如同《畢業生》的氛圍，沒有控訴什麽，只是一種「登大人」的破碎、迷惘。

離開的那晚，正好是齋月。我沒有睡著，見到了可汗，那位孟加拉店員。我和他一起去了天臺，看他準備，日出之前的早飯。我們吃著食物，吉隆坡的天空，一點點在變亮。翻看照片，我也想到了其他人。與大多數人一样，我們沒有共通的社交媒體，最後也失去聯系了。

2024.5

檳城

i